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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健康，看起来像刚洗过罂粟子浴。早安呀，挑粪大队在荷妲写来的那些令人费解的信件中，有一封她质疑起我们这里工作的“合法性”。好吧，那我就来检视一下我猜，你也许会说我们营里有一两个“灰色地带”。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第十一号营舍、黑墙，以及政治单位的检查。其他会让人说三道四的事件自然也不会止息，例如有病人用电篱笆“自力救济”的事件，但我们都不希望这种事发生众所皆知，我向来默默奉献，不像其他医生那样一连消失好几星期。不过当夏天的气息笼罩营里之后，我便不再需要“避暑胜地”了我很喜欢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这才是千真万确的。“佩皮叔叔”的研究工作也有了全新的进展，他拥有崭新的实验室大理石工作台、镍质水龙头，以及血淋淋的陶土水槽“土”这是我送给荷妲的字眼。你知道吗她竟然没刮腿毛这是千真万确的。关于腋窝的毛该不该刮，还可说有争议存在，但那两条腿那还用说腿毛当然是要刮的在这个新实验室里，“佩皮叔叔”在敲敲打打之后，可以把一堆四不像的零散东西拼成一个人体。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装满眼睛的盒子，你也可以经常看见他走出暗房，手中拎着一颗头颅，外面随随便便裹住的是一张旧报纸从这张报上看来，现在我们对罗马已握有掌控力了。接下来的事你可想而知，那必定是哦，这么说吧，一个十五岁的波兰人从工作台上跳下来，揉揉眼睛，然后在一名面露善解人意笑容的卫兵陪伴下，缓缓走回劳动工作的队伍。我们一起测量双胞胎，“佩皮叔叔”和我，永远没完没了的测量、测量、不停测量。在右边的最后一个营舍里，就连那最瘦骨嶙峋的病人也挺起胸膛接受医学检验，而仅在十五分钟前，这个人还硬邦邦地躺在“吸气室”地上。这简直是罪过若“忽视”奥斯威辛如此努力作出的贡献，那简直就是罪过在吉卜赛营区创立的那一天，我看见“佩皮叔叔”坐在他那辆白色奔驰汽车上，亲自从“中央医院”接出那些孩童。吉卜赛营区，满是桃红色彩，满是脏兮兮的小饰品。“佩皮叔叔佩皮叔叔”那些孩子大喊。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处理的吉卜赛营区是在捷克家庭营之前吗应该是。哎，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荷妲又来了，但她的第二次造访并不能说完全成功，尽管我们比以前更亲密了些，也一起为那个婴孩流了许多眼泪。正如“佩皮叔叔”所谓的“实验”行动他的成功率几乎已达这相当可信百分之百的水平一只红肿骇人的眼球，只需一针就能恢复正常；难以胜数的子宫、睾丸，被天衣无缝地接回原来的地方；走出实验室的女人看起来年轻了二十岁。我们可以再造出另一个婴孩，荷妲和我。如果我先前或以后哭得够凶，她就会让我做，或答应一试。但是我已经无能了，甚至连那里也不敢再去。我毫无力量，完完全全地无助。清新的气味，充斥在这里的甜美味道，还有那一脸茫然的犹太人“佩皮叔叔”绝不允许留下任何缺陷。但你也知道，这里并不是一切都甜美和愉快，无论用任何手段或方法都不可能。有些病人本身也是医生，他们没过多久便开始耍种种老把戏，而我可是打击这种龌龊行为的专家。孩子很快就要来了，这是我时时刻刻挂心的事。“佩皮叔叔”是对的，我的确需要一次长假。但是，我这趟因为参加丧礼而展开的柏林之行，结果只是一次短暂的旅程我只记得毛毛细雨中的街道、宛如老收音机真空管的商家灯火、湿透的教堂墓地、那位年轻牧师的皮肤和体重问题，还有荷妲的父母，以及荷妲那张难看的脸。战争正在进行，我不停对每一个人说，我们正置身在前线。我们在和谁作战石炭酸吗当我从柏林归来，返回明亮宽敞的营区时，等待我的只是一封电报。孩子只剩一口气，医生则都束手无策。棺木尺寸约为十五乘二十英寸。我正在打的是石炭酸战争，而且吃力不讨好，没人会对我表达任何一丁点儿感恩之心。我似乎已经有呼吸困难的问题，也许是压力造成的气喘，特别是在我喊叫的时候。我不得不喊叫。坑已经溢出来了。在淋浴室，当那些卫兵触碰年轻女孩的身体时，我不断重复表达反对的态度，而这些人则嬉皮笑脸装出拉小提琴的动作。他们认为，由于我现在既为人夫亦为人父，我已变得伪善到令人作呕。当然，我很渴望看到我的小伊娃，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如何不好明说。我虽不再去妓院，但现在我已经知道当初是为何而去为了感恩之心。那些从病人中选出的医生越来越难以控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只要一遇到与小孩有关的工作就变得极为热心说到小孩，他们是多么肆无忌惮，令人憎恶啊，幸好他们不会在这里待太久。我并非“深陷”在追求感恩的心态里，但我也的确“陷”进去了。如果你真想搞清楚，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喜欢人体以及所有活着的东西。我们打的并不只是一场石炭酸战争，再也不是了，战线已经大幅扩张。这是一场对抗死亡的战争，而现在正分头以多种形式进行。就像石炭酸一样，我们还得抽取氢氰酸和氰化钠。时间越来越不够了，我们已经失去了两座淋浴室。期限已如此接近，而还有这么多的灵魂仍在等待，宛如在机场上空焦急盘旋等待降落的飞机。面对这种情况，怎教人心不发痒难受呢不过，也有几次例外应该记录下来有个老人曾抱住亲吻我的黑皮靴；还有个小女孩在“佩皮叔叔”面前紧紧黏住我不放。我是遇到过几次这样的行为，却“没有半次”可以明确归属于那种清醒又理智的感激。哦，我当然不是在抱怨。但如果有，我自然会好过一点。“佩皮叔叔”就曾经这么感谢过我，而现在他已消失几个月了，留下我一人独自面对我的实验设备。我喜欢这个人。就像氢氰酸和氰化钠一样，现在我也开始抽取苯、汽油、煤油和空气了。没错，空气人类渴望生存，他们拼死拼活想要生存，而你只需要二十立方厘米的空气二十立方厘米的虚无就可以产生生死不同的差异。因此，即使没有人感谢我，我还是坚持拿着一只如伸缩号大小的注射器，右脚牢牢地踩在病人的胸膛上，继续进行这一场对抗虚无与空气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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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弹婴孩

    如何，你理解我所说的一切吗

    答案是你不能。你当然不能。

    接续而来的是结束的时间点奉献是有终结的，或至少有个限度。哎，老天有眼，我不是圣人，我的存在并非只为了他人而活。当我不断付出之时，我确实有种感觉，认为已到了该为自己利益打算的时刻了。

    我努力配合集中营的一切，付出辛勤工作，付出脆弱的婚姻关系，同时还付出了感情。感情，这是最新出现在我生命之中的东西。因此，在离开奥斯威辛的那一刻，我感觉这简直是痛苦别离。我甚至还这么以为最后几天，特别是最后几小时我在此地承受的痛苦，永远也不会有复原的可能。没想到，离愁竟然一下就过去了，比任何热病发作的速度还快。当我还在前往柏林的旅程中，离愁就已被感情、迅速增加的敏锐感知能力取代，只不过构成这些情绪的最主要元素仍是痛苦。或许，这就是属于年轻的痛苦。现在是一九四二年，现在的我二十五岁话说回来，这班开往柏林的列车快捷迅急，奥斯威辛集中营不只是铁路的一条支线或岔道，它是我所见过最大的车站，四通八达服务全欧洲的旅客。在我们最后发出的列车中有一班直达巴黎特别班次七六七号，开往布尔歇－德朗西。奥斯威辛是一个秘密。它占地一万四千英亩，却是完全看不见的。它矗立在那里，也可说已不在那里。它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这样你如何有办法理解呢

    荷妲已完全变了个样。没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的妻子都或多或少变得让我认不出了。她现在怀有身孕，大腹便便，明确无比。而她却对我极度溺爱纵容。我搞不懂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不知她对我的态度为何有如此十万八千里的转变。我们这个德国胎儿尺寸惊人，看起来简直比母体本身还大得多，荷妲可说已变成缠绕住胎儿这个大包裹的绳索。此时我们和她父母同住在柏林南边的郊区，房子虽小，却也五脏俱全。我们花了许多时间耽溺于思索孩子的名字，一开始中意的是伊娃或迪耶特，但后来又倾向选择碧姬或爱德华。我们全都动了起来荷妲积极地一一拆开孩子的衣服，我则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到院子里，与丈人一起分解孩子的摇床和婴儿椅。我们的房间，或说荷妲的闺房，现在的装饰摆设看来倒像是为了她终将到来的儿童期而准备的。壁纸上的仙女低头对着我们的温柔乡微笑那是一张单人床，窄得有如火车卧铺。床铺每天散发出的香味围裹住荷妲，染上她那惊人的乳防、她那椭圆形的肚腹。她肚里的胎儿总是卡在我们中间，比较方便的姿势是她弓身侧躺着，而我则采用从后面来的动作。令人苦恼的是，不管如何尝试，我还是处于阳痿状态。的确，我是有点神经衰弱，也极有可能因为罪恶感作祟。当我们身体交迭之时，我不免想到我在集中营为了获取感激而和做的事，尽管荷妲和她们不一样她有头发，又密又长的头发。无论如何，荷妲终于忍不住去找医生谈了此事，而医生的答复是，这是男人在妇女怀孕时期普遍会发生的现象。没错，若不是因为这点，就会是因为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事。

    还有，接下来继续要做的事。哦，你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会说够了吧，这些爱管闲事、自命清高的家伙但我们仍然得再度出发，尽力付出我们所能付出的一切。在两个星期的休假结束后，我又前往东边，加入一支从苏联撤退回来的党卫军部队，一连又做了五个月的勤务。尽管这里的工作和奥斯威辛比起来是如此微不足道，如此粗糙鄙陋，就审美的观点来看更是不忍卒睹，但我还是愿意这么想我们在此地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现在我周围充满了感情。这世界继续合乎道理，但感情并不是如此有趣，还质疑事物给人的感觉在这期间，你可以把我的脸想象成一门值得仔细研究的学问。例如，当我躺在黑暗中，塞在已变了个人似的荷妲与冰冷的墙壁之间，整个人沉浸在雄风尽失的挫败情绪中。然后那档事便开始了或说根本开始不了接下来我便打开灯光，悲伤地穿上衣服。那股悲伤是全然属于我自己的，和我完全匹配。而荷妲的眼神，还有她母亲的眼神，甚至包括她父亲的眼神，有时却是如此坚定和充满鼓舞，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但我却不想要。他们的眼神明白说着我手中握有的是一种强大又不幸的力量。我是全能的，同时也是无能的。我既拥有力量，却又那么软弱。

    那是一个充满雷鸣、阳光和霓虹的夏天，也出现了许多令人心领神会的景致。我终于遇到了“炸弹婴孩”，过去梦境中那些颇具嘲讽性质的预言，如今终于应验。我还亲眼目睹了特雷布尔卡那停住的时钟

    我这个新单位所做的事，我想，可以很自然地视为我在“拉格啤酒之乡”工作的延续。我们所处的位置在行政组织和公共关系的交界点上，在这里，犹太人被分散开来，引导进入社会。因此我们的责任是协助，帮忙拆解和打散犹太区那里的灯光总是暗淡，那里的小孩看起来总是老成又充满智慧，那里的人们走起路来若不是太慢就是太快。犹太区虽然仅是个过渡方案，却不免让人感觉挫败，也不免让人兴起一种短暂但极不舒服的怀疑，这整个事业、整个梦想，未免也太过虚浮夸张太多、太多了。人们是多么想把那些高墙拆除啊但毕竟这是我们的职责让整个德国变得完整，治疗好她的创伤，让她无损无缺利兹曼斯加特的犹太区有一个“国王”柴门伦高斯基。我曾亲眼在死气沉沉的街道上见过他。他坐在一辆马车里，身旁陪伴着弄臣，推车的白马瘦得有如一个填满水分和骨头的纸袋。伦高斯基是一位国王，然而，他是什么东西的国王呢

    无论如何，我们拼命干起事来，把这些人送回他们居住的村落之类的地方。虽说这属于后勤范围的工作，但也颇具创造性。我们使用货车上面标有红十字会标志，使用机枪，也使用炸药。此时的我多了一项才干，变成了神经精神病学专家。那些来找我咨询、拿镇静剂药方给我的人，尽管会一时抱怨被梦魇折磨、焦虑和消化不良，但在任务结束之时他们便全都康复了。这些行动有时我们会加以缩减粗野得令人苦恼，尤其是那些必须使用炸药的案例，特别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准备。

    爱的行为1

    有一天，在雨雪以斜角掠过，地面水坑冻成冰的早上，我们载运了几个犹太家庭，送回布格河畔的一个小村落。这是司空见惯的例行事务我们到森林，从大坟场中把这批人挑出来装上货车，然后便站到路旁，等车厢里的一氧化碳开始发挥效力。我们所有人都装扮成医生模样，身穿白色长袍，胸前挂着听诊器，无论谈话、笑声，甚至包括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