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节阅读_27

    是白色的。

    多雪的冬天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本。当时还没有成立翻译连，大家都在地里干活。工宣队抽了五六个人，翻译这本书。当时他们选择的标准，一是不是敌我矛盾的人，二当然也要是做过一些翻译工作的。当时不用整天下地劳动，好像又做上面交下来的事，在干校里的地位就有点特别。在那种集中营一样的地方，任何微小的不同都会引起一些波澜，人们的眼光不那么友好，那时在囚犯一样的生活中，人们的内心很不光明，这是一定的，只是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那种围绕着你的气氛。但我是可以感到的。

    可我本人，从来没有感到过翻译白皮书就是时来运转，我们是机器而已，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没有我们选择的自由，包括不想干的自由。你敢说你不想干吗我们翻译完多雪的冬天，就解散了，大家重新回去劳动。我们翻译的书只是在我们面前扬一扬，然后又带走，连我们都不可以有，我们对自己的地位十分清楚。恐怕没有人会想入非非。

    后来就成立了翻译连。那时我没有回去翻译小说，而是开始翻译历史。当时北京也有一些人翻译历史书，上海分配到的是非洲历史，我翻译的是十六到十九世纪的西苏旦史。不过有时他们也会来找我问问，在他们翻译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翻译了科契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对这个作家算是比较熟悉。当时他们一个人分到的都是没头没尾的几章，翻译起来很不顺手。

    后来我翻译了爱情故事。那是”文革”中上海第一本翻译西方世界的文学作品。也是只有很短的时间，就送走了。我只知道是上面要，为什么要，谁要，我不知道。他们说要我们翻译大毒草，可是毒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还去问了王老师，他告诉我是尼克松向美国青年推荐的。我们当时没有任何资料，一些大写的词，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译得不好，出了许多错误，这是我一生里做得最糟的事，从我的职业道德来说，心里是很过意不去，这是我永远要记住的教训。不管这是不是我想要译的书，可是我做的，就要做好。

    七二年我为了非洲史的事到北京出差，回来的时候，干校的翻译连被搬到上海的一家出版社里。所以我走的时候还是从干校走的，可回来以后就可以直接回家，不用再去干校了。这件事在干校里震动很大，这意味着我们这个翻译连的人，每天可以回家，可以见到家里人，是生活在一个私人空间里了，这了不得。从集中营里出来了。因为从此我就没回干校，所以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怎么做的，我都不知道了。

    老实说，做不做自己的本行，在当时并不重要，我也不能说翻译白皮书就是做回了自己的本行。我有太强的机器感。而从此可以离开干校，这是好事。

    高志仁综合文艺节目监制人

    现在我家里还留着许多白皮书，包括爱情故事的大字本，就是给毛他们看的那种版本。当时我在市委写作组，他们翻译组的书，出一本就送给我们一本，所以我有一套全的。

    当时的白皮书，主要是苏联的，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要了解苏修的社会状况，还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需要。当时那些书好像印得并不多，落角印了五万册，现在看起来是大数字了，可当时的书，哪个印起来不是十几万册一印的呢。

    当时在上海图书馆负责翻译组的是一个我们叫他王老师的人。他们负责选书，参加的人很多，社会科学院，大学，都有专家在做。能够用的人当时都用了，戴厚英在负责联系文艺摘译。当时他们出了许多书，像康德的宇宙论也是那时候出版发行的，那还不是白皮书，是正式发行，在书店里的书。当时对这些书的选择，有些是上面定下来的，比如说毛要看，毛推荐给谁看了，可有些是他们按照精神自己选择翻译的，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翻译计划。

    说起来读书，我是在那时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复员，当时我从军事院校毕业，遇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把我们下放到连队里去了，我在那里看红楼梦，被连长在全连大会上批了一通。后来回到上海，被召进了写作组，那时外面看不到书，写作组里有所有文学名著，我天天读书，而且是系统地读书，然后马上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专家讨论，当然我们总是要加上一些帽子，比如说到人性论，总是要说资产阶级人性论。当然也看白皮书，而那些书，是为了了解苏联状况而看的。所以我不觉得那是个没有书看的时代。我所有的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都是那时完成的。那时我还找到一个地方，里面堆着不知道多少书，我和管钥匙的阿姨很友好，所以常问她要了钥匙进去看书。真的什么书都有，什么书都看过了。第二次大的阅读是写作组解散以后，我在出版社资料室里呆了八年，又把新学科的书看遍。

    在这个调查报告里记录了十一个与白皮书时代有关的人的读书生活，它已经与当时的初衷相去甚远。我决定不再寻找第十二个人，我很相信那第十二个人的回忆或许是一个崭新的方面，白皮书时代的往事中包含着许多没有打开的盒子，许多无名氏。这里的故事和人，离完整还有距离。访问完最后一个人的那个晚上，无风，温暖，潮湿，许多人在灯光和薄薄的夜雾里在淮海路上散步，地上的水洼在灯里闪光，这是典型的上海式的冬夜不那么像冬夜。

    写下这句话预备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了人世间里的那个小段，关于阳光下的泥土的描写，它没有直接写到州委书记的心情，而去写泥土的气味。

    上海平安夜

    平安夜的傍晚，希尔顿酒店的顶上放着一棵由灯缀成的、大大的圣诞树，在二楼有一个狂欢的晚会，参加这个自助餐会，要花很多钱，所以，去参加的人，是那一年忙生意来不及回家的外国人，吹过西风的新白领，翻身做了主人的本地生意人和要浪漫的热恋情人。有人在那里唱圣诞歌，听的人，脸上带着像听贝多芬一样的敬畏。

    东方人扮的鲁道夫，在白色的大胡子里冲人笑，上海人原本不习惯对不认识的人笑的，被红色的鲁道夫一笑，行人就有一点呆，脸上带着窘迫与兴奋并重的神情，还有一种不得其所的自嘲，那神情像是说”弄得像真的一样。”

    大大小小的酒家，餐馆，小咖啡店，全部挂出大红纸的”欢庆圣诞”的招牌，推出这一年又涨了价的圣诞烛光抽奖大餐，有的店不烤火鸡，因为没一个说火鸡好吃，都说像木头渣子，有的店里锐意创新，推出了烤鸭和四川火锅，还有南方来的生猛海鲜。

    街角的小店里面，迎风猎猎飞舞的，是套在塑料纸里面的圣诞卡片，最好的，最受欢迎的，是从台湾和香港过来的卡，卖很好的价钱。而从前上海风行圣诞卡的时候，台湾还是又穷又破的海中小岛，而香港也是个在热热的阳光里弥漫着鱼腥味的小地方。不过这些沧海桑田，都是听说的，听上海的老人们，说着老式的上海话”从前的上海，叫做东方的巴黎呢。”还带着不争的不服气。可是新的一代人，就是一交跌进台湾卡里不出来。

    晚上的新闻主持人会报告，邮局被年轻人大大小小、香的和不香的、有音乐和没有音乐的卡淹没了，教育学家就呼吁，不要乱用父母的钱。

    而年轻一代是不管的。那是个年轻人的节日，骑了自行车，在后座上带着打扮一新的同学飞车而过的，是那些学生们，后座上的女孩子，风雪无阻地穿了短裙子，冻青了双腿去参加聚会。街上走着的也是他们，男生穿着犹犹豫豫的西服，女生画了迟迟疑疑的眼圈，拎着大蛋糕、鲜花和蜡烛，像一些鲜奶蛋糕一样轻盈而柔软地走过去了，去什么借来的地方开他们的聚会。

    而我这一辈人在中学的时候，不知道上海也有圣诞节可以过。第一次看到它，是八十年代初，和同学一起去看中山公园里办的一个圣诞卡展览。那是一个私人的收集品的展览，那时候中国刚从红海洋里逃离不久，圣诞节是个遥远而感伤的字眼，与西方生活方式有关。那个冬天，在又小又安静的展室里，灯光照亮了那些多年积存起来的卡，不知道它们是怎样逃开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烈火的。

    展览的主人是一个老人，是他教会我和我的同学，在平安夜的那天，大家见面应该rrychristas，而不是hay

    christas。他说的是那种殖民时代的英文，陌生而不流畅的。那老人的脸上有种肚子里一本明账的神情，你不问，他不说。你若是问，他能把从前上海的传奇和风光，说得像真的一样，好像这五十年他不干别的，日日都生活在回忆里。

    中山公园那天光暗淡的展室里，有上海冬天惯常的阴湿寒冷，还有那些卡，被灯光焙烘出来的纸上淡淡的霉味。

    在平安夜的半夜，徐家汇的天主堂和淮海路的基督堂，都有圣诞的礼拜。天主堂里唱着长夜不总的赞美诗。基督堂里比高峰时期的公共汽车还要挤。一个男孩子，被左面的女孩当单杠般攀着，右边一个男孩像跳马一样撑着，听人唱”小城伯利恒”。

    捱到听牧师说”兄弟姐妹”，那男孩对左面的人说”这位姐妹”，又对右面的人说”这位兄弟”，然后指指自己”此地的兄弟被你们撑得吃不消了。”

    四周的人，都哗地笑了开来。

    平安夜的十二点，上海雾湿的冬夜，街上有人兴意阑珊地骑着自行车过，一边唱着”seeheavenyeace”咬词之准，令人惊叹。

    张可女士

    这个长故事要从旧上海开始说起。

    繁华如星河灿烂的上海，迷沉如鸦片香的上海，被太平洋战争的滚滚烈焰逼进着的上海，对酒当歌、醉生梦死的上海。那个乱世中的上海，到了现在人的心目里，已经包含了许多意义，抱着英雄梦，想象自己一生的人，在里面看到了壮怀激烈的革命；生活化的人，在里面看到了盛怀宣华丽的大客厅和阳光灿烂的大浴室；向往西方的人，在里面看到了美国丝袜，法国香水，外国学堂，俄国芭蕾舞；就是街头的小混混，也在里面找到了黄金荣金桂飘香的中国式大园子，现在到深秋桂花谢尽的深夜，要是你骑车路过桂林公园，能在深夜空中飘荡的夜气里闻到从泥土里散发出来的桂花的甜香。

    一个新音乐制作人，曾在淮海路街口摇着他那一头长发说”上海的三十年代好啊，那时候，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去做。”

    一个上海作家，走过湖南路上一个旧日西班牙式的小修道院的老房子时，曾说到了自己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