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只有促成德国的战争行为才是战争罪。
“在我的所见里，被告没有做过这类事。”我想起我们过往的争执。我和他的分歧就在是否采取激进的军事行动使德国强大，最终他单刀行走，又败阵归来。“事实上他做得比这更少，德国也从未派遣百万军队跨过北大西洋，登陆美利坚。”
“请证人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您本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否由您的上司授准——请回答‘是’或‘不是’。”
蹩脚的律师总是用是与否来刁难，颇类于女人。
“不是。我的罪行是贵院授准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这一刻也笑了起来，略带疲惫和无奈。
审判只是形式。冗长的庭审和庭外监视占据了全部时间，他无法与任何人或政府做交易——他站在被告席上，就宣告了失败。
但他还不想旁观自己的命运，偶尔会用那双大眼睛看着我。
我则要思考这一局棋的收官。
我通过一位友人得知盖伦已经加入cia，代理其在德国的反谍事务。他旧日的上司古德里安也成为美军顾问。我的同事、施伦堡的得力属下斯科尔兹内在法国间谍的帮助下逃狱，其后前往西班牙，料想亦在cia的控制下。东线外军处和安全局六处是帝国末期仅存的情报机构，在战后的这条逃亡之路上，它们胜负已分。
我在1946年被判处死刑，两年来并未执行。——是谁将我置于死地，又让我在狱中全活，那个口齿笨拙的oss菜鸟办事员受谁指使？
一切迹象都指向同一个幕后主使。
“请问证人，齐柏林飞艇计划具体有哪些行动？”
法庭审讯仍在继续，控方律师的问题从战争罪转到破坏和平罪，收获寥寥后又进展到反人道罪。他说飞艇计划是利用苏联战俘进行爆破、刺杀等破坏活动，是恐怖袭击。
“据我所知，飞艇计划是在1942年末开始的，这年7月，我出任六处在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此后对总局的事务知之寥寥，关于飞艇计划也仅止于耳闻。”我给出这样的证词。
“您耳闻到怎样的情况？”他果然穷追下去。
这项计划的负责人是埃里希?亨格尔豪普特博士，六处东方科科长。计划的关键是为战俘假证件，而苏联的军政部署信息由外军处掌管，他向我打探过是否能得到外军处的协助。当时盖伦在支持一位俄国流亡将军建立军政府，这是被元首严令禁止的，而施伦堡带来了“希姆莱愿意给予协助”口讯。双方的合作水到渠成。
我想，亨格尔豪普特只对美军透露了部分实情，否则盖伦就会被起诉，甚至被苏联引渡回国。（作者并不知道，亨格尔豪普特已于1945年离世，其遗孀声称他拒绝与盖伦合作——编者注）
“我听到一些消息源并不明了的传言，齐柏林飞艇计划是从集中营里寻找那些可以改造的斯拉夫人，让他们回到苏联，从事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动。”我也只讲部分的事实。
“具体有哪些活动？”控方律师绕过了集中营。只要他追问下去，就会得到集中营里的斯拉夫人全部是战俘，而战俘受东线外军处控制的事实。
“我并不知道。每个部门都竭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向无关部门的人透露内幕。”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呢？”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我在此讲述的仅仅是推论——地下活动是根据行动人的特长来展开的。文化人去放映民主色彩的电影、撰写传单，工人在工会传播外国同行的薪酬待遇，司机利用工作之便运送联络人或资料……”
审讯已经偏离了要旨。当我开始谈及军人如何从事地下活动时，一位女翻译官离席向法官说了什么，问询便结束了。
施伦堡被起诉的多数罪名并未成立，最后外交部审判宣判他六年徒刑，从45年算起，这样他还有三年便刑满。但在他被宣判的这一年，盖伦已经成为cia在美占区的代理，施伦堡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想起四年前。我与东线外军处的一些密谋分子有过来往，720事件爆发时他秘密审讯了我，错过了接掌东线外军处的机会。其后我们在阿登反击战上意见相左，他单独去了瑞典，我前往美军的战俘营。
我们的光荣孤立让各自沦为囚徒。
1948年6月11日—6月14日
（中篇完）
☆、逃亡之路（下）
原文
审判后我回到兰斯贝格，等待一位不速之客。搞情报的往往以为自己能谶知未来，我用证词向盖伦发出信号，一周后，他旧日的副官找到了我。
格哈德?韦塞尔中校来自荷尔施泰因，面色严峻而手段灵活。他作为盖伦的副手和代表人前来探监，意图别无其他。
“我记得外军处重建时，您提出的交叉分析法。”他具有情报分析家常见的清晰，和罕有的交谈能力，“它让这个一穷二白的部门在有限的信息里洞悉更多真相，就像一滴明矾滴进了浑浊的河水。后来我在工作中每每想起您。”
只不过明矾的常态是固体结晶。
1941年盖伦上任时，东线外军处是个混乱庸碌的冗余部门。他重建了搜集科（一科），但多数情报仍然仰赖军谍局、安全局六处、空军部等机构的施舍。他又建立了分析科（二科），运用交叉分析法，把芜杂而看似零碎的信息编织成网，便显示出其他情报部门都未察觉的真相。
二科是外军处的核心，管理者是韦塞尔，交叉分析法则是我的手笔。那时东线战局开始露出败相，我想在军事谍报上做出挽救，谁知世事无可逆料。
“贵处现在仍是分为一科和二科吗？”我随口问及。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
这番话让我想起在措森陆军部的一个下午，当时他问我对盖伦重组外军处的分组办法怎么看。我和韦塞尔像是读同一本逻辑学教材的同窗，尽管我出身海德堡的化学系，他毕业于陆军参谋学院。
“我从没见过这样简洁的布置，情报搜集科和情报分析科！”他和我一样擅长抽象思维，拙于四处打探消息。这种截然的工作划分很适合他，而他的本职又具有更核心的地位。
“确实十分简洁，虽然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他那时如是说。
他继而滔滔不绝地谈起东西两线，意图招兵买马。“西方是可以谈判的君子，套取西方的情报再多，也不过是在邻里吵架时占上风。东方则是必须抵抗到底的猛兽，东线情报涉及你死我活的争斗。”
当时外军处的情报有一半来自我所供职的六处，但劝诱一个人走进激昂的历史，总是比劝诱他坐揽既得的实利更奏效。
我受史诗的蛊惑有多深？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三年后他为美国打工，我成为死囚，韦塞尔再次说起这句话，没有像从前那样口若悬河。
他能说什么呢。盖伦何以取得美军信任，成为其在德国的耳目，他的斡旋与交易、手段和奇谋？肯定是一段独出心裁的传奇，但缔造传奇的无非桌下交易。
我们是发过誓的军人，今天我们对誓言缄默不语。
“我只能选择合理性，不是吗。”我这样回答，“我一直在猜，我在狱中的两年里并未被绞死，或许是仰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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