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档案室。这里藏有一切证据，日后让其占有者据以邀功，或落入敌手成为罪证，无疑是一个机构最秘密的地方。看守者是个戴着圆形眼镜的文人，他并非我的僚臣，但这种时候，人们关心出路远胜于升迁。
“我奉处长命令在这里看点东西。”我对他说。
“好的，好的。”他果然拿出钥匙。
“您这就可以下班。如果您的上司问起，就说我让您去菩提树下大街78号，取一份绿皮书。”我让这句话停顿片刻，”不过那里也已经下班了。”
“好的，好的。”他再次应承道，忙不迭地逃了出去。
手感温厚的纸张在火焰里从边缘开始发黑，旋即淹没在残烬当中。这些档案记载着国外政治情报处的工作它由帝国安全局局长海德里希授意创建，1939年施伦堡主导的文洛事件让它跻身欧洲一流的谍报机构，时间仅仅过去6年，现在它已不必存在。
我把一些标着不同颜色的档案夹抽出来，每一份只留下提要德国国防军反战派的英方接头人白斯特于1939年11月被捕，温莎公爵与希特勒的联系在40年牵成一线，共产主义的红色乐队全军覆没是由于其内部叛变，斯大林格勒围城战失败后，拖住苏联的是成为德国探子俄国俘虏，黑色乐队在1944年2月与军谍局一同垮台，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与西方的和解由政情处出面。——这些故事已经不需要主角，不久将任人评说。
而这些档案涉及现代德国最有效率的谍报系统怎样运作，有哪些联络站，其关键人物是谁。情报系统是国家的耳目和神经线，若它们落入敌手，德国就会被套上辔头。
“您不来保卫从阿尔萨斯到但泽的这个国家么，我可是在单兵作战。”我把一叠卷宗放到少尉手里。
他有些忐忑。这些档案没有副本，其上均匀的灰尘暗示它久未被人翻阅誊写。很多人都想左右历史，但是当历史在你一扬手间化为乌有，人们又胆怯了。
“……我想，如果您留下点什么，日后总会有用。”
“盟军并不希望德国继续存在。”
“那么您就更要……”
他戛然而止，端量着自己是否逾越了应有的距离。我当然会活下去，我所知道的这些实情将成为德国情报系统重新建立的依据，但在这之前，高层们会偷取对方的底牌、互相告发、诽谤中伤、再毁尸灭迹，伴以丢车保帅。等到尘埃落定，胜利者才来招揽那些幸存下了的“车”。
我该站在哪边？我的上司施伦堡已经不与我联系，我没有更可信任的上级。
“我碰巧不太擅长乱世求生，我只是个专家。”我一笔带过。少尉太年轻，以为国家机构间无不通力合作，“但愿再见面时，我还没被枭首示众。”
空袭警报拉响时，我们已经在地下室抽烟。他会如何向盖伦报告呢加兰中校销毁了政情处的机要档案，只留下每份卷宗的提要，整个过程不过半小时。——没有政情处的帮助，盖伦的军队情报系统在战后能走多远？现在我可以睡个好觉，再向盟军自投罗网了。
“你今年多大，刚过二十？”他蓝色的眼睛干净，即使惊愕时也很温和。“等到战争结束，会有属于你的时代。现在不要急于跳进来，水很深。”
以前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为我所做的事痛心疾首。我没有像那个人对我那样长篇赘述，吕贝克人是很聪明的，会明白其中的轻重。
1948年6月3日—6月5日
（上篇完）
☆、逃亡之路（中）
原文
我在1944年4月走进美第七军位于达慕斯塔特的战俘营。和盖伦的推测相同，美军旨在占领德国西南和巴伐利亚，凭借其发达工业和富庶城市与东方对垒，并没有北上柏林。
战俘营是仓库改建的，大量的士兵在户外餐风露宿。军官先被带到登记处，一个美国少校逐个摘下三股金银络的肩章，犹太人称金子似的掂在手里。佩戴四股银络肩章的人把登记表垫在膝盖上自己填，然后被带进仓库。尉官就被当作士兵对待了。
一个校官在交肩章时指了指上面的蛇杖徽标，用英语说道，“我是个医生（doctor），我有博士（doctor）头衔。您能否为我安排单人间？”
“没门儿，你丫肯定是个蒙古大夫，不然还又找个大夫？”登记官把他打发走了，其他德国校官哄笑成一团。
我有一些掩护身份某不知名化工厂的工程师、洪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国防军总参上尉，三本护照上的名字无不数典忘祖。我还有若干套军装，但那天我穿了党卫队制服，肩章下压着绿色的兵种色，好像这样能让自投罗网更完满。
“我是武装党卫军兼警察中校海因茨?加兰，隶属帝国安全局国外政治情报处。”我这样概述表格上的内容。
“又抓到一个盖世太保！”美国船长向同僚大喊，我被不由分说地铐了起来。
“我不是秘密警察。”
“你刚才就说自己是警察！”
也许在美国，所有警察都是秘密警察。
这里没有卫生设施，人员密集，疫病很快蔓延，加上粮食短缺和繁重的劳教，人口便“自然减少”了。（作者使用了纳粹处理集中营的犹太苦役的词汇——编者注）
大约过了一个月，将官被吉普车带走，人们以为余下的人将被饿死。“不，他们是在跟我们谈判了。”我对一些肯和我这个杂牌军说话的校官说。这些职业军人素行高傲，但我读大学时比之傲慢得多。
美军想控制莱茵兰，却发现单凭自己无法实现。我多少有一点他们所希望的信息，但我的上司施伦堡是否已经到了英国，是否仍会庇护我？现在摊出底牌，也许会被美军或自己人夺走——还不是思考去向的时候。
很快我就知道这个想法多么天真。那些被带走的军官是被起诉为战争犯，我这个“盖世太保”也忝列其中。
我被带到达豪集中营。这里的审判由美军主持，党卫军警卫旗从军长迪特里希到刚成年的普通士兵，皆因名目不等的罪行被判处极刑。作为非参战人员，我因为煽动阿登反击战而荣获死罪。
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并未成为阶下囚，这是我在两年后知道的。
与此同时，盟国四方主持的纽伦堡审判宣布了21个帝国政要的战争和反人道罪。后续审判针对帝国机关的其他要员，以及罪行的直接执行者，亦由美军单独主持。在兰斯贝格的第二年，我被告知将作为污点证人出席外交部审判。
我洗身刮面，戴着手铐坐上美式吉普。纽伦堡的道路如昨，这里举行过国社党的全国集会，颁布过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宣判过帝国的死刑。一百年后是何人站在这里？而今日的囚徒将不会有墓碑。
盟军法庭位于一座马蹄形的建筑里，审判所是其中一间普通大小的房子。我在走廊上回想着今天的被告，外交部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我只见过他那位留学于司康饼大学的儿子。他比我小几岁，自我介绍时会说“我的家族起自符滕堡宫相”。这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信息（理查?冯?魏茨泽克实际就读于法国司汤达大学——编者注）。
走廊的一角便是那间陈旧而布置整洁的法庭，新闻媒体的射灯刺目，法官席对面的被告台上站着一个清瘦的人，看上去快被病恙吞没了。
这时我才知道，我要指证的是我的直属上司施伦堡。他没有留在英国，而是与在座其他人一样，被指控煽动战争和反人道等六项罪名。
“我是海因茨?加兰，向上帝发誓我将直陈事实。”我站在证人席上，余光与他交遇。
瓦尔特?施伦堡早年从事国内反谍工作，期间主导了剿灭英国谍报网的文洛事件。1941年后调任六处主持国外政治情报事务，次年开始谋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的办法。战争末期，他促请希姆莱与西方和谈，但并未成功。
军事方面，六处与国防军东线外军处共同负责对苏的军事谍报活动。其特种兵部队（s科）是劫夺墨索里尼和扰乱美军阵营的实施者，但s科科长斯科尔兹内的罪名已被撤销。1944年后，施伦堡兼任军事谍报局局长，但勃兰登堡部队从未由他部署。
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战争罪。
“由于文洛事件，英国主和派的张伯伦内阁被丘吉尔为首的主战派斥为无能，其后更导致了主和派垮台。——我想这大概就是被告人的煽动战争的罪行。”在盟军法庭上，我早已学会用冷笑话来回复那些不可沟通的问话。
得到的反馈也令人啼笑皆非。法官要求我正面回答控方律师的提问被告是否促成过德国而非别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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