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的蒺藜扑向道路，壕沟般的石路在荒山上蜿蜒，椴树遮天蔽日，适合狂恣的思想。我那位学艺术史的朋友时常在这里堵截我，我们辩论那些因为涉及情面和身份而时常被人文学者糊弄过去的社会规律。纯逻辑的线条凛冽，就像初生的意志。
自然学科使你明白世界，人文学科使你明白人类，哲学与物理学则致力于万物本源，试图解释所有法条背后的规律。意志是在那之上建立的，余者只是某种宗教的附庸。这条浅显的道理摆在人间时却总是招致诸多菲薄，人们惯爱向异端和异乡客投掷石头。
我的个人意志是在哲人路通往内卡河的一小段山路上获得的，它继而向下延伸，跨过河流回到大学、大学边上我租住的公寓、图书馆与广场、人声鼎沸的学生运动，最后抵达一条重归僻静的小路。我的业师、指导我在专业道路上取得每一项进步的卡尔?博施工程师住在那里。施洛斯小径在内卡河南岸蜿蜒，最终没入城镇边缘茂盛的树林。这条漫长的山道上印着我的大学时光。
入学不久我就到博施管理下的basf实习。应用化学实为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学科，最前沿的技术是那些与工厂联系紧密的学者实现的。哈伯教授的合成氨法需要贵金属铂作为催化剂，只有发现铁在高压环境下可以作为铂的替代品，合成氨才能最终成为工业，后者是博施的功勋。我在实验室里学到了把理论变成工业生产的具体思路，在他娴雅的家中聆听这一门学人的丰功伟绩。大至乙烯生产的温度控制所经历的千百次调试，小至波尔多液如何拯救法国葡萄，重要如氧化氘在原子物理实验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寻常如常用仪器本生灯开启的更有效的教学方式。博施是一位实证主义者，所有从事应用化学的人都理当是实证主义者。
但我纵任的是逻辑、原始概念、基本规律。非常奇怪，在海德堡这样狭小的世界里，人们竟也有如此之多的个人路径，各自通往它外界几百公里远的地方、下一个阶段的生处死地，在短暂的相聚中迸生电子跃迁般的光，然后回到能量更低而稳定的基态，从容经历漫长的离别（玻尔模型。——编者注）。
我向业师询问应用化学的意义时，他带我去看奥堡银光闪闪的高压合成氨塔。那是他和哈伯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杰作，它让德意志的犁耕作在更肥沃的土地上。这景象激动人心，但逻辑断裂了这是应用化学的功能，正如铁匠、军人、教师不失为体面的谋生本领，却与人类生存的意义毫不搭边。
我个人为何从事应用化学，而不是别的职业？它不是必然选择，而在21岁时，我以为成为党卫队员并加入军队有着当仁不让的核心价值，并且势在必行。
不是因为这个组织多么高尚，恰恰相反，它值得坚持的理念和令人堪忧的理念执行者让我妄自断定，它需要我本人亲执矛锐去剔除那些伪劣的国社主义者。我的好友曾用清教运动加以讽刺，他是对的。
大四的一天我走出奥堡的研究所，金属塔上反射的阳光增加了水泥路面的热度。这一带荒无人烟，却种植着德国化工业的未来。与我渊源良深的地方大都如此，由新建的大学殖民而成的艾丽大街、一片荒地上的奥堡合成氨技术研究所，即将前往的利希特菲尔德有着普鲁士军校的深厚传统，但作为警卫旗兵营则是一段崭新的故事。我并非特立独行之人，但历史是在前进的脚步下铺陈的，人类比道路走得更远，不得不披荆斩棘。
我向业师提交了一份结项报告，它已经取得的实验结果不容质疑，但后续仍有大量的操作和计算。我的业师愕然而视，仿佛交响乐刚刚奏完序曲，而提琴手已经离席。
“陈述你的想法。”一段沉默过后他这样说到，我在他神情严峻的脸上读出既往三年的师生之谊。博施是杰出的应用化学家以及卓有远见的企业家，法本不仅仅是一家效益巨大的工厂，更是与国家竞争力衔接紧密的化工科技的前沿阵地。博施在严格的实验室管理制度以外，他作为学者的教导谦然而深具启发。
“我要参军。”我则像一匹不服管束的马驹。
更漫长的沉默让我们不得不找出别的理由退场。我离开奥堡和路德维希港，把几本书还到业师家门前，他没有把我延请至家中。
道别简洁得就像计算结果。我仍然希冀有个错误的算法或不正确的公式引用，才得出现在的答案。为何我的业师未发一言，是否他已预见再清晰完备的逻辑推演也阻止不了一颗冥顽的心灵？
但我告别了施洛斯小径，回到河对岸的哲人路上。路的另一端是勒纳德物理所，那里不再传授“犹太物理学”，哪怕勒纳德先生的实验曾经为量子理论了有力的实证。我向他请求一份推荐信，他很爽快地签了字，后来我成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的成员。
在哲人路通向内卡河的一段，我与我的朋友激烈争吵。
这条是非不断的道路曾经是机械主义的圣地，从黑格尔到勒纳德无不皆然。我在这条路上去而复返，是否也印证了我思维的肤浅？
今日我为当时的选择而惭颜，时过境迁后面对离别造成生命的干涸，我对这个决定多了一分歉意。当时业师没有和我辩论，像我们在化学上的论争那样使用“你”而不是“您”地针锋相对。或许在纳粹上台三年后，他对这个国家和跟随国家而去的年轻人心灰意冷，我曾经是他最后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
四十年代初我从校友会上得知卡尔?博施工程师逝世的消息。他没有回到故乡，也没有前往使他扬名天下的路德维希港，德国和法本化工早已不是他所深爱的样子，他安葬在学林秀丽的海德堡，内卡河对岸的山坡与哲人路遥相对峙。
1947年12月18日
☆、一封信
原文
几天前我收到一封信“我的朋友，惊悉你在兰斯贝格吃好住好，又提笔作文表达向死情绪，吾心甚慰。随附一本购于海牙的同题作文，期见。克里斯托弗。”包裹里躺着一册小开本的《狱中书简》，作者朋霍费尔神父也算旧识。
往来战犯监狱和外部世界的书信要经过一道审查，我在帝国审核书报，如今有此际遇，也算报应不爽。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弗——他以一贯作风用了假名，但审查者会知道我有一位对我的死亡毫不仁慈的密友，隔着一道布满铁丝网的高墙识破我的想法。我回想他略带嚣张的笑容，设想他要对我说什么。
“岁月徒长，自斯特拉斯堡一别后又是三年，令我们对立的世界已经不在，而你自诩得到了终局。”凭借多年熟识我肆意想象他的语言。1944年在阿尔萨斯我们交过一次手。那时法国游击队抢在盟军前占领斯特拉斯堡（攻占斯特拉斯堡的是法国第二装甲师，不知为何作者会将这支正规军与游击队搞混——编者注），德军后退至齐格飞墙一带，我从瑟堡潜行回国，生硬的法语没能瞒过逡巡的游击队。他出现了，对他的同伙宣称我是他的一位波兰同志，“跟我走。”
那是个典型的布列塔尼式的阴天，北大西洋上吹来的乌云压在平旷的荒地上，一辆破雪铁龙在迂回的小路上行驶。“把东西交出来。”他扶着方向盘直视前方，我摸出一把枪。“还有。”
我走陆路回国是因为海路漫长，而我身携重要情报，这瞒不过他。
我用沉默表示拒绝。
“战争结束了，加兰中校，”他叹了口气，操起清晰的汉诺威音，“但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美利坚。”
那是他的祖国留给他的口音。这条路偏离了通往杜塞尔多夫的干道，或许导向一片适合秘密处刑的荒地。“我应该庆幸是你们接管了阿尔萨斯，时机恰当时我愿意见你们的指挥官，但不是现在。”
“你打算和他聊文学？”他惬意地笑起来。
法国游击队阿尔萨斯—洛林旅旅长马尔罗曾是一名作家，据此实在有理由说，诺曼底后德军回到齐格飞墙只是战略性撤退。马尔罗是否也像其他法国游击队长一样抽英国烟，满口“丘吉尔大爷”？是的。而我读过的法国文学只有《波斯人信札》，其他大抵不知所云。
我们谈什么？去年在里昂的一位被俘的游击队长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五十开外的索邦大学犹太裔教授，因为伏击德军而被捕。我从盖世太保手里接过这桩案子，在简陋的审讯室里和他对面而坐。
“如果您答应此后不再进行类似活动，我可以保证……”
“不。”
他抬起一双睁的很大的眼睛，里头写满“你这个种族主义狂徒”。我们对峙着，衣冠楚楚的纳粹军官和褴褛憔悴的受害者，而他在我这个后生面前强调自己的反抗精神。
“我想存活您。您的情况可以作为间谍案处理，那样就有交换的机会。”我试图推进话题。里昂扼守法国南部，由此取道西班牙或意大利，可以打通直布罗陀和地中海。但游击队遏制了德军的方略，于是他被捕了，但解决问题不仅有杀人一个办法。
“不。”
“为什么？”
“我不会跟你们，德国人，作任何的谈判。”
他把嘴紧紧合上，好像除了用单音节来对话，眼神也能显得坚决。
我看过太多死亡，有罪或无辜，有的出自我手，我比这位教授更懂得人的意义。“您的地下活动太高调了，”我也直视他那双闪着火光的眼睛，那里饱含对真理的焦灼，但欠缺对真相的洞见，“您是否想过，为何您直到现在才被捕？”
“为何？”
我为这位本该尊为师长的人的幼稚而痛心，“即使两国交战，但我们首先都是欧洲人。”
他变得严厉起来，就像一位审查学生考卷的教务主任。“我不认为欧洲需要奴隶制度。”
他开始讲课，封建时代终结于人本主义，而种族政策和侵略和人本主义背道而驰，如此滔滔不绝。我的人文素养是比不过这位教授的。我知道的是他身为犹太人，几年来并没有被关进集中营，而身为游击队长，他的组织直到危及德军战略供给线时才被迅速批捕。
“我们一直在避免将您投入牢狱，但您却采用恐怖手段攻击战场外的军人。您所谓的人本主义，就是违背骑士精神的暴力？”
“那么您的正义呢！用毒气虐杀犹太人，迫害不同政见者，使欧洲陷入战争？！”他猛然站了起来，膝盖处破了洞的裤子里露出模糊的血色，使他接下来的话有了殉道者的意味，“我留在这里，就是要把魔鬼送回属于他的地方。”
由于纳粹政府的犹太政策，而对德国军人进行恐怖袭击，这和由于罗斯柴尔德之流的犹太富商带来的经济萧条，而屠杀东南欧的贫苦犹太人，二者的逻辑有何不同？我沉默地与他对视。如果自由都无法利诱一个人，使他交代罪行的办法便只有拷打。
“请坐吧，”我对他说，“您的腿不适宜站立，我敬佩您不假思索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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