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死囚的今天我想起这位长者的话，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时他心焦于我所涉足的地方，而我满怀自负。今天我回想起他的时候已经32岁了。他留在东欧的雪原之下，我不断滋生的岁月很快超过了他伪造的年龄。
你今年25岁。
25岁时我认为能在自己坚持的道路上无往不利。现在我也拥有清晰的头脑，而失败并不是我所造成，但当时拥有过的一些东西则再也得不到了。
自由、集体、实践理想的机会、人间的温暖。
如果我没有在推动战争的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现在就能以反战者的面目成为社会一员。找一份工作，拥有家庭，成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者。
但那会是怎样的国家？会更像威廉时代，更像古代，由特权阶级把持的那个脓血满身的帝国。我和生于一零年代的许多人一样，因为反对那些采用卖国手段来反战的人们而成为“战争犯”，我与这些顾及自身远多于大众的国家代表们的分歧永不更改。
于是当德国变成罪恶的代言者，我也就是为虎作伥的罪犯。浅显的经验主义思维夺走我应有的一切。
现在我行将赴死，却回想着1940年的岁月。那时我是安全局局长的得力部下，跟随他单刀前往明斯特，将涉嫌通敌的西墙总司令捉拿归案。刺客般简洁的手法，所有少年期待的冒险。那时我也得到过懵懂的爱情，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相互支持的朋友，有一位深知我性格的弱点，并加以斧正的长者。那也许是我最好的年华。
在两年牢狱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情绪紧张中，我总是设想他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对我投以关切的目光。那些用生命历练出来的灼见，用生命交换来的生命，是我从陌生世界里得到过的最深刻的东西。
1947年11月7日
编者注
文中提到的这位国防军军官名为汉斯?莱曼，生于1899年，父辈是阿尔萨斯的农民。1930年后他供职于总参谋部，负责后勤运输，1942年死于东线。
加兰先生未注其姓名，他对那些渊源颇深但又试图逃避的人往往如此。这段日记简略，但或许这已是他最大限度的坦诚。
☆、世界
世界是一种经验。人文学家将人类经验总和划归为世界的全貌，心理学家则提倡个人经验对于“客观世界”的独特感知。他们都假设世界的边界乃在于人类总体的认知，却罔顾个人智力与生命有限。
个人能够谈论的世界仅仅是他所知的一切，因而只需拥有一门能够解释其个人所有经验的语言，就能获得安宁。但真正得到它的人无不被奉为圣贤，可见此道之难。多数人反而去寻求敷合于他全部语言的世界，因而败阵于能力的有限，时运的不济，悲剧的笔法由此诞生。
写这番话前我也沉浸于悲剧意识当中，过往的追求已成罪愆，曾经的信诺都已荒废，但现在我明白悲剧无非是信仰与生活悖离。不应该自绝于生活，因而不应该承担由思维与现实的脱节造成的痛苦，这让我倍感轻松。
我不需要所谓总体的“世界”，能被限制的只是身体的自由，语言和思想则能超越四维空间的桎梏。
这半年来我过得不太坏，重新看起求学时看过的论文，回忆往事，追溯我的所自，在所有的个人经验里寻找我的世界。它在我读过的那些清晰而睿智的数理论文里形成了最初的边界，又在我所投身的浑浊时代当中被赋予丰富内涵。我所走过的阡陌、见过的树木、赏看过的风景、一再想起的片段，无不是将我如此塑造的世界本身，我成为怎样的人，就必有怎样的归宿。
1947年11月15日
☆、时代
最近我在逐步整理思绪。其过程颇类于收拾屋子，将过往的信札捆好并束之高阁，只留下生活所需一套被铺、两套衣物、三餐定量、四季虚度。生活像被奥卡姆剃刀割过，凸现出最本质的东西。
作为生物体，我们需索不多，作为有灵，则妄想无限的自由。所幸思维无须倚仗同等丰富的物质，只要人还在生存，它就自然生长。
思维使人成为能反躬自问的造物，这既是悲剧的来源，也是至福的。身体下坠时思维仍能架空其上，二者的隔离造成了文明中不朽的精神，古今莫不如此，未来或不以为然。我站在一个时代的终结点上，后世会有人将之作为近代与当下的分野，若您不苟同，敬请观其变。
这种可笑的划分使人类这一固定物种有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从而导致兵分多路的归宿。天堂远不是一个没有藩篱的极乐之地，一个在中世纪获准升天的人，会为20世纪人们所向往的天堂而愤怒。且不论因信称义，这个时代不认可苦修，视权威为无物，他一世的牺牲如今都被等闲视之，他的价值将被置于何地。
当我嘲讽一位中世纪的虔信徒时，未免也心寒于自己的处境。身为20世纪中人，我今日所持的价值观或亦在时代终结后被视若无物。认出这一点并不难，每当信仰改宗、观念变化的时刻到来，其前后都横亘着两个互不承认的时代。每当一个人屡遭问难，他就来到了旧时代的葬地。
他或也有过无上的精神世界，但是当目标不再具有普世价值，他所持的信仰就仅仅是个人的操守，而这终将被唾为食古不化。他曾经处于怎样一个时代？以他三十而立的粗浅阅历，尚不足以了解真相。但他先一步发现了它的结束，因而幸或不幸，即使不被赋予可实践的选择权，至少能设想要在两个时代的对立价值中作何样权衡，放弃些什么，从而拥有一些他原本视同草芥的价值。
这只是一个牢狱中人饥寒时的思维运动罢了。人们认为远足户外是一种有益人生的运动方式，在监狱里散步则仅仅被视为维护身体机能。思想或也如此，只是它的藩篱并不在于画地为牢的兰斯贝格，而是时代的堑壕。
谨守旧时代的信条意味着什么？你的灵魂将不被后人铭记。如果放弃？当后人又一次经历时代易变，你将与之同朽。时空是夜晚的路灯和阴影，精神在其中走过，时明时暗。
1947年11月30日
☆、德意志兰
从马斯到默默尔
从埃施到贝尔特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现在这段歌词被禁止了，但是被砍头的罪人总会亡灵复活，继而得到对真相一知半解的人们的崇拜。“德意志高于一切”，崇拜是一种多么省事的行为，附庸于强力意志因而不必思考，享受一切懒惰无知的便利，责任则由他所附庸的强权承担。
人民不是因为未被启蒙而选择极权的，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狡黠。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者都一度获得大众的拥戴，等到怨声四起，自有皇帝或外国总统为民做主。砍头！下台！人民喜迎一届政府的建立，又喜迎它的倒阁。
德意志高于一切是那些拥有德国的土地和军队的贵族的吹嘘，他们的特权来自于老德国的法律。与国际金融休戚相关的罗斯柴尔德们则宣称世界主义才是普世价值。二战到底是世界罗斯柴尔德反容克战争，还是罗斯柴尔德与容克反人类战争呢，现在德国人痛恨自己选出的元首，但何时人们才愿意为自己做主，而不是跟着俾斯麦威廉兴登堡希特勒阿登纳翻身求解放。
1947年12月12日
☆、哲人路
1932年我离开家，到海德堡念大学，次年纳粹上台，我的选票上写着希特勒的名字。那时我不是他的青年团员，也不是纳粹党员。世事万端，人们无法预知未来，末日审判时却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至少天主教早已明言怎样可以飞升，怎样则会下地狱，人间的法庭则在事后才条列罪款。
20世纪不愧为博彩的世纪。但我对迄今走过的路并无悔意，因为在每个十字路口上，我曾经审慎思考。至于世事更迭、际遇好坏、事与愿违，则属于现代社会的不可知论。地理学家认为纵然条条大道已经在大地上铺开，每个人仍有其个人路径。其他人称之为经验、背景、履历，或更为优美的心曲，林林总总，无非是长辈、政党、雇主和艺术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现象的认可。
我的个人路径从海德堡出发，此前是遵循一条固定道路前进的少年期，此后是世界纷繁的可能性。或许每个中产阶级男性都有这样的经历，这些无根的伪贵族在自立门户时会兴奋不已。
那时我在海德堡镇上的大学和几十公里外的路德维希港之间穿梭，有时也到北山一带的教授家中求学。海德堡经院式的教学方式并未被年齿最幼的自然科学部习染，我一直知道前往教授家中的那条山道有着“哲人路”的别称，曾有名列于教科书的大哲学家在这里走过，但当我走在同一条路上时，却毫无缓步踟蹰的意识。我侍奉真理，人间的琐事都是赘物。
我也罔顾真理代言者的来路不明。科学被认为是不涉政治的，但科学家不是，名垂史册的科学家无不曾是御前学者，碌碌无名之辈则为教职而远走他方。当时我走在这条颠扑不破的人间道路上，尚未惊觉两旁怪石嶙峋。
反犹主义改变学界格局时我持什么态度？
诚然科学式的睿智敲击过我的心灵，迷恋过一个简洁定理的人会对“犹太人的科学”和“德意志人的科学”这类词无可容忍，它违背了接近真理的道路。当勒纳德物理所的崭新牌匾出现在哲人路旁，我知道德国物理学正遭逢横祸。但学术的不幸往往是学术界人的侥幸，削去一代学术巨擎必然引来革命，每每让人类离真理更近一步。
勒纳德的学术思想让我想起杀死哥白尼的天主教会，但哥白尼实与希特勒同为一流，只有伽利略才是那个时代的巨人，党同伐异是改变不了真理的。
但党同伐异可以改变世界。技术是一柄精钢打造的剑器，而不是持剑的灵魂，哈伯教授发明的芥子气只是了一种战术，就像他发明合成氨所的农业耕种模式。日后他可以选择忏悔，也可以选择自证清白，就像今日的奥本海默。科学家属于各自的祖国，于是他们强调真理的中立。
对于改变学界乃至让德国没落的种族政策，我当时的理解就是如此。我曾把海涅诗集放在枕边，但文学触感过于糟糕，一如当时未涉人世。
名声大噪的哲人路实为海德堡郊外别墅区的一条山道，黑格尔曾在这里思考，这条山道由此得名。对于学生而言，那里是教授的住宅区，登堂入室无疑是一种殊荣，但无济于驱散走在这条路上的拘束感。海德堡和当时所有名校一样有许多身世不凡的教授，庭前种种花木强调着其家眷的矜持和细致，因而我更爱哲人路尽头靠近内卡河的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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