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事件后，古德里安成为陆军总参，羽翼未丰因而让盖伦成为他的眼线和左膀右臂。此后战局急转直下，外军处成为六处的对手，在这局满盘皆输的棋局里，争夺那一点狭窄的求生之路。
“事已至此，我将和您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我对我的上司，帝国安全局六处长瓦尔特?施伦堡少将说，那就是我们最后的合作了。
那也是帝国内部最后的联合。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古德里安动用未成年人组成的军队发动阿登反击战。施伦堡想将之作为和谈的筹码，他联系瑞典的贝纳多特伯爵以获取海外燃油，并借由这条线与西方联系和谈事宜。而我意图保障这场行动的威慑力，于是前往路德维希港，确保地面补给线的通畅。这条在720事件后重新组建的阵线牵动了战争末期的策略，德国到1945年夏才战败，当中有我们的负隅顽抗，或称丧心病狂。
现在我身陷战犯监狱，读着开满天窗的报纸，看到新政府纪念720事件的新闻。施陶芬堡的塑像被安插进总参旧院，德国大小的街道以他为名。这真是值得纪念，他成为德国的光荣，我也在这光荣无比的烈士报道里，猜出了一些高墙外的事。
阿登战役开启时，东线外军处放弃了军事侦察，开始整饬人员和资料。他们想用苏联情报向西方讨个好出身，现在料必如愿以偿。连同在720事件里不清不白的处境，也变成其首领在新国家里的功绩了。
1947年7月20日
☆、艾丽大街
我们谈到失去故土的感觉，悬浮在半空中的生命是孤苦无依的，伊利亚斯说。当时我们用勺子刮着碗里最后一口汤，兰斯贝格的贫乏让人幻想更大的世界。
我游历过世界，但是当岁月无出其外地剥夺一个人的富庶——无论物质或心灵，人们便眷恋故土。乡音与亲友能让亡魂安宁，热爱思考的人向往的精神故乡，也无非是它的抽象化。
此刻我看着窗外奇怪而高的天空，铁栏阻止不了这样的好高骛远。从布列斯劳到斯特拉斯堡的地名已被兰斯贝格僭越，人们聚集在这里，老德国蜕化成孤独的信念，我们有了共同的葬地。但这个葬地是无法让人瞑目的，因为在共有的信念之外，个体仍有独特的皈依。正如所有天主教徒都向牧师告解，忏悔则从不雷同。人们师习语言、获得思维的方式殊异，宗教也无法消弭这样的独立性。
出生档案记载我是法兰克福人，但法兰克福包罗万象，人们回忆的却是自己所在的那一小片地方。我真正的故乡是维多利亚—艾丽大街。
这条大街名不副实，只一条隐藏在城市边沿的小巷，居民是一些五方杂厝的读书人。他们因为附近一座大学和附设初等教育的建立而前来此地，真理是这些自由骑士毕生侍奉的领主。
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的骑士。他们不讲本地方言，我最初的口音是汉诺威标准音，童年在一群言谈千奇百怪，而又吊诡地热衷于普遍真理的父辈当中度过，他们领我进了一扇知识的窄门。
知识界自成一体，俨然新教弘扬后复生的另一个跨国教会。艾丽大街的人会为某个见解而大声吵闹，他们来自萨尔茨堡、吕贝克还是哥本哈根，则是“上升到理论层面的爱国主义”。世界以抽象的形式栖息在这条小巷，国家是信仰的选择，地域观只在真知与冥顽之间壁垒森严。我的母语是汉诺威音，后来学会明斯特方言、柏林话，我最意气相投的朋友、渊源最深的人来自其他的城市。
何处是故乡，这个问题容易得到感伤而肤浅的回答。兰斯贝格隔断了正见与异端、生活与反常，哲学意义上的荒漠给予思想无限空间，我有足够时间思考一个不失分寸的答案。
故乡是意识的入口，一个人成为其个体的意识根植其中。我的故乡在哪里？海德堡温和民主的气氛滋养了最善辩的纳粹，年轻的警卫旗成员在利希特菲尔德度过激昂岁月，后来他在柏林笔直而空洞的大道上忘记生活，又到过东斯拉夫的冷冻土、荷兰内涝的海港、不列塔尼扎着都铎古楼的荒地。作为地理坐标的故乡毫无意义，我只眷念艾丽大街上一扇铁枝的矮小院门。
庭院里没有多少花草，白墙顶着红屋檐，一双父子伶仃地站着。我的父亲在妻子亡故后没有续娶，他精心饲养我，带我去看他走过的世界。我们之间并无太多不合，家里饭菜至今是我牵肠挂肚之物，但一些抽象问题使我们沉默多年。
就像艾丽大街无处不在的争执，学术或政见、立场或宗教。自由骑士们喝着同一壶咖啡，争论时却能把桌子砸出裂缝。父亲师学于抽象理论，我从书本和辩争当中取得知识，形成了一些根本的观念。
它们不切合于实物。我对法兰克福口音的眷念远不如对内卡河水，我在那些因为冥顽、偏见或利益而不可沟通的人面前收获了绝望。盟军法庭进一步把绝望确定为无可挽回的毁灭，似是而非的罪名、各怀鬼胎的盘问、监狱里意图不明的谈话，最终让我除了沉默别无他选。
绝非所有人都对沉默无法容忍。但是砍去贩夫走卒的手脚会让他成为废人，为何那些犯戒的古代学士往往是受割舌之刑？文明社会擅长不杀生地摧毁一个人，死刑不过是一道附加险。
我走过不太长的道路、建立过短暂的功勋、获得并非神判的罪愆。模糊的地理故乡让我能够接受尸骨撒进伊萨河的终局，但精神的乡音仍难改变。使我成为自身的艾丽大街、那些自由骑士赋予我的精神无不在召唤我，到那里寻平安。
没有什么能阻止狐死首丘，也没有什么能抚慰死不瞑目。
1947年10月2日
☆、风蚀作用
原文
死亡是意义的消解，那些终会被放进英灵殿的人只是脱离凡胎。——多少独裁者许诺过这样的英灵殿，只有耶稣建成了它，历代君王的许诺无不成为其僭主所称的罪行。
多少人在死前高喊过某种口号，最近的例子发生在纽伦堡。这些人面对罪行累累时也面露惭颜，却竟然相信终有一天会得到末日审判般的正名。逻辑在恐惧面前不举，因为此时逻辑无法证明生命的意义。
逻辑实则从来无法证明生命的意义，意义是信以为然，一切哲学在这里遁入宗教，笛卡尔与海德格尔互为仇敌。前者选择生活，后者选择存在。
无论从学界地位还是株连甚广的社会影响来看，海德格尔都主宰着这个时代。战争不是最残忍的毁灭者，他身后的复仇女神践踏了一切美德。为了向胜利者乞求偷生，人们不得不自我否认，昔日同袍之谊变为尔虞我诈的法宝，信念成为累赘，生存高踞于一切之上，乔装成意义本身。
我们吟唱过的歌诗无不成为笑谈，共同度过的岁月让人得以更彻底地互相告发，世故里不含天真，冷漠变为麻木。恐惧不仅仅让人放弃逻辑，也包括信念。
真正的死亡犹如风蚀作用，摧毁任何人造的纪念。
1947年10月30日
编者注
在瓦尔特?施伦堡作为被告人的外交部审判中，海因茨?加兰的证词如下
美国国家档案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后续审判—外交部案，卷37海因茨?加兰党卫军中校证词
海因茨?加兰（1915—）自1938年至1945年是瓦尔特?施伦堡的属下，曾担任rsha四处e科二组成员、六处二等副官、六处一等副官等职务，亦是rsha六处与国防军总参、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
谨以名誉为誓，确保呈堂证供的真实和准确。
galnd（签名）
1947年10月27日
一
1、我出生于1915年1月的法兰克福，1936年于海德堡大学毕业，其后加入警卫旗。1938年6月军队进驻但泽后，我调任党卫队保安处，并在这个机构供职直至1945年4月。
2、我进入保安处时，它正在改组为帝国安全局（rsha），许多机构面临撤换改组。我在办公室留侯派遣，当时的办公室主管是瓦尔特?施伦堡。这个部门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机构内部的日常文书、协调部门间的配合、组织员工活动等。涉密文书是直接呈报给各部门主管或局长本人的。
3、涉密文书是指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或与国家大事、高层领导密切相关的文书。
4、1938年11月初，我个人并未看到任何关于平定犹太暴乱或与之相类的文书。既然这件事关系到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政策，料想它是涉密的。
5、1939年7月，施伦堡组建四处e科并担任科长，我是二组的成员。这个分支主要监察国内外的主要报刊，它与三处合作负责书报审查，但主要职责是从报刊上获取情报。rsha的建立时间很短，信息往往滞后于媒体。二组是个典型的文职部门，e科本身也主要招收各大高校的文科生，它的非军事化特征一直延续到日后的六处。
6、我本人曾是警卫旗的军人，但在那之前我受学于海德堡；e科科长施伦堡则是马尔堡的学士；日后成为六处s科科长的斯科尔兹内是一名特种兵，但他也拥有大学学位。余者请详参庭审记录，我相信其中不乏博士头衔。
7、1940年5月法兰西战役期间，我跟随军队前进，其后参与组建rsha的法兰西分部。随后我在国防军总参学习，直到1941年南斯拉夫战役开始。
8、六处的巴黎分部设于福煦大街，那里的确是巴黎的富人区，但选址依据是这个街区的良好治安和建筑的私密性，以及与当时仍然生活于此的法国邻里的和睦关系。关于进占巴黎后六处获得的财产巴黎分部征用了一座空置的小楼，桌椅不全，尚需多方寻觅。附带一提，当时六处处长为海因茨?约斯特，施伦堡是在次年6月继任的。
二
1、1938年6至9月间我正在入职培训，与施伦堡的共事是9月后开始的，职责与权限已如前述。具体参与的事件有1939年春天我参与了rsha进驻捷克的行动，是年年底负责对国防军反对派的调查。对于文洛事件，我略知它的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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