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 第6节

    “而我父亲恰恰深得六处的信任。”

    “不止如此，”他换了个姿势继续沉在沙发深处，做了个打断的手势，“但这偏了题。施伦堡一贯主张欧洲联合，但令尊实为一位德意志军国主义者。可惜天不遂人愿，历史仍然回到了1618年，成为冷战垓心的德国又一次担纲受害者，这场战争在秘密阵线展开，他不能坐视不理。”

    那么，加兰先生是在1947年底，经由他的这位朋友获知了一些外部情况，准备在破灭的帝国背后践行一场务实的战争。他曾经是德国的情报官，在这本必然会被美国狱方检审的笔记里，他开始讲述安全局六处和东线外军处，用以威胁那些将他隔绝的人。从那时开始，这本笔记就不再是一个将死之人的自我剖白，而有了隐晦、伪装、刺探和要挟的目标。

    、逃亡之路上

    编者注

    这三篇文章讲述前安全局国外政治处六处成员海因茨加兰从纳粹德国的一名情报官员到战争罪犯，又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员的过程。他在狱中笔记开篇满怀冥顽而不乏激昂的精神赴死，三年后，同样是这个人，却走在变节的路上。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这个问题就如历史一样。

    萃集这些文字花费我不少时间。它们散见于笔记的诸个页码，时而潦草难辨，时而前后不衔，似乎作者有意记录它们，却不愿让人一目了然。所幸它们共同依循一条逻辑线索，或者说作者相信如此，于是这几十段草率记录的段落得以编辑成文。

    它肯定不是作者愿意呈现世人的，其分章布局也并非作者的意愿。但是后来者妄自尊大，以为能窥知前人的思绪。我将之连缀成文，用文中“我变了节，走上逃亡之路，再也不是那个旗帜下庄严宣誓的少年”命名为题，又分为三篇。

    上篇与纳粹时代一同终结，故事的主人公成为战俘；中篇下迄1948年，他从战俘变为战犯，端看满盘皆输的棋局；下篇紧衔之而来，生机和变节一同到访，他拽住了那条并不体面的绳索，攀登到死神触及不到的地方。

    这是一条破灭的道路，打碎了曾经的信念，越过故人的尸身。它讲述的是胜利的方式在君子之战终结的地方，只有无耻者生存下来。

    如果您见过作者其人，或许会惋叹于这样的评价对他过分苛责。他在更年轻的时候有着更多的理想主义，但是某些时代，理想主义只能囿于理论，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只是有的人不那么坦然接受，因而为理想与行动的撕裂痛苦万分。

    原文

    如果把我从1945年3月到德国沦陷前的经历写出来，有些人是不会高兴的。

    阿登反击战失败后，西方联军越过莱茵河，苏联推进至波德平原。向谁称臣这是个干系到权贵身家性命的大问题。

    狼堡在45年初被废弃，一周前措森的陆军大本营遭受严重轰炸，元帅杖和贴红军裤总参军官制服独有的标志编者注回到本德勒大街，第若干次讨论仅剩百来公里的战略部署。

    那时美国第三军和蒙哥马利已经渡过莱茵河，苏联在中欧拉开一道从但泽到阿尔卑斯的漫长战线，德国残存的兵力该怎样部署一夜之间，欧洲最卓越的陆军参谋部丧失了韬略，落着遮光窗帘的会议室里只有反反复复的讨论。

    作为安全局六处与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我间或列席总参的会议。“人人都在抢救生艇，怎么会有统一部署”坐在我身边的人悄声说。他身量瘦小，缺乏情绪的眼睛笼罩在灰雾里。

    莱因哈特盖伦少将是东线外军处处长，古德里安装甲部队闪击战术创始人，720事件后代理陆军总参谋长编者注的耳目。他戴着簇新的将官肩章，40版的军装则半旧。通常他只在总参谋长授意时一些情报，但今天却主动站起来，“如果西线的参谋官愿意赐教我一些细节问题，比如美第三军是在哪里渡的河，我将不胜感激。”

    长桌对面，一个戴着圆形眼镜、文气十足的军官接了话，“奥本海姆，前方是曼海姆。”

    “我记得半个月前，第三军还在波恩附近的雷马根。”盖伦沉吟般地自言自语。

    “不错。”

    “请容忍我的无知，美第七军在哪里”

    “从美因茨到沃尔姆斯一带。如果他们也在这里渡河，接下来的战争将在城市展开。”

    “他们先前是在萨尔州。”

    “是的”

    “盖伦将军，”约德尔打断了东西两线情报官的会话，“我想您心里已经揣着一个不错的思路，不要顾虑，大胆说出来。”

    盖伦恍然从思维里拔起来，并没有说话。战略部署由作战局局长约德尔拍板，给出建议的则是参谋部，情报部门若有见解，只能以信息的方式予以暗示。他看看约德尔，又把目光递向他的保护人古德里安，良久后只说，“下官对战略并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只是出于对西线同行的关心。”

    “您对陆军情报系统的拳拳之心可鉴，可也要照顾别人为国尽忠的心愿呀。”约德尔大笑起来。

    会后我们走在人群的末尾，他压低的嗓音刚够被我听见，“您大概也发现了。”

    “美军的真正目标”

    他咧咧嘴，算是一个会意的笑容。

    美第三军翻越阿登山后并没有直接突破莱茵河，而是在雷马根掉头向南走了两百公里，与从萨尔州北上的第七军在美因茨－奥本海姆一带会合。一河之隔是我的故乡法兰克福，但我得让思路回到正轨

    这里有煤矿和钢铁、汽车制造、金融之都、泛莱茵内卡的众多城市，是德国最富庶的地方。

    “所以美军不急着要柏林。如果是我，就把第一集团军从西线抽出来，放到东线。”盖伦径直往外军处的方向走着。

    第一集团军是整个西线的顶梁柱，抽走它无异于对英美打开大门。他在想什么

    “您这是舐犊情深。”我假意说道。

    他用耐人寻味的目光打量我，“我不明白，您装傻有什么好处”

    这番议论已经不再成为告密的材料，约德尔关心自己还能调集多少军队，古德里安想再谋划一个奇计，其他人想体面地投降。盖伦的想法是，“如何在美英联军从普法尔茨和巴伐利亚抽身北向之前，抵抗住苏联对勃兰登堡的进攻。”

    他说得很委婉，但这仍然是个把政权卖给谁的问题。

    “我这就回去了，您接下来去哪儿”他在通往外军处的走廊拐角停下来，拿出罕有的关切，“还是去威廉大街这个点钟应该还不会空袭，一会儿可就难说了。”

    进入45年以来施伦堡一直在威廉大街的外交部活动，寻求与英美的外交谈判机会。我定期向他汇报，但最近已经很难见到他了。这个告诉我间谍从不讲信仰的人，如今却假设德国仍是自己的筹码。

    “一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这句话原是他送给我的。

    盖伦不愿受施伦堡的挟制，他要另谋一条更隐秘的道路。这条路上也许有我，但那会是一条怎样的路一旦我知道，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单位里还有一些事要我处理。您能派人载我到贝卡尔大街吗”我两边都不选。

    汽车在贝卡尔大街的一排功能性建筑前停下来，褐色的外墙和样式普通的窗门将它隐蔽进环境里，丝毫不像一个中央衙署。我和一个总参少尉走了进去。他是盖伦派来确认我的行踪的。

    “我想您是荷尔施泰因人，别的地方的人很少像您这样坚定而又机敏。”我随口说道。他为我拉开车门的动作干净，如果一个人既有北方人的肃穆，又像南方人那样善于交际，多半是来自日德兰的海港。

    “我家在吕贝克。”他谈及家乡时下意识地抬高声调。那是汉萨同盟的旧都，砖红色的房子沿着运河铺开，而盟军在这里投下第一枚炸弹。

    “战后吕贝克也许会被英国托管吧，您的英文怎样”我领着他走在空旷的过道里，紧闭的房门就像一座座墓室。

    他在斟酌词句，“元首不是说要战至一兵一卒”

    “那么这一兵一卒就该好好的想，该如何保卫从阿尔萨斯到但泽的这个国家。”

    我们来到档案室。这里藏有一切证据，日后让其占有者据以邀功，或落入敌手成为罪证，无疑是一个机构最秘密的地方。看守者是个戴着圆形眼镜的文人，他并非我的僚臣，但这种时候，人们关心出路远胜于升迁。

    “我奉处长命令在这里看点东西。”我对他说。

    “好的，好的。”他果然拿出钥匙。

    “您这就可以下班。如果您的上司问起，就说我让您去菩提树下大街78号，取一份绿皮书。”我让这句话停顿片刻，”不过那里也已经下班了。”

    “好的，好的。”他再次应承道，忙不迭地逃了出去。

    手感温厚的纸张在火焰里从边缘开始发黑，旋即淹没在残烬当中。这些档案记载着国外政治情报处的工作它由帝国安全局局长海德里希授意创建，1939年施伦堡主导的文洛事件让它跻身欧洲一流的谍报机构，时间仅仅过去6年，现在它已不必存在。

    我把一些标着不同颜色的档案夹抽出来，每一份只留下提要德国国防军反战派的英方接头人白斯特于1939年11月被捕，温莎公爵与希特勒的联系在40年牵成一线，共产主义的红色乐队全军覆没是由于其内部叛变，斯大林格勒围城战失败后，拖住苏联的是成为德国探子俄国俘虏，黑色乐队在1944年2月与军谍局一同垮台，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与西方的和解由政情处出面。这些故事已经不需要主角，不久将任人评说。

    而这些档案涉及现代德国最有效率的谍报系统怎样运作，有哪些联络站，其关键人物是谁。情报系统是国家的耳目和神经线，若它们落入敌手，德国就会被套上辔头。

    “您不来保卫从阿尔萨斯到但泽的这个国家么，我可是在单兵作战。”我把一叠卷宗放到少尉手里。

    他有些忐忑。这些档案没有副本，其上均匀的灰尘暗示它久未被人翻阅誊写。很多人都想左右历史，但是当历史在你一扬手间化为乌有，人们又胆怯了。

    “我想，如果您留下点什么，日后总会有用。”

    “盟军并不希望德国继续存在。”

    “那么您就更要”

    他戛然而止，端量着自己是否逾越了应有的距离。我当然会活下去，我所知道的这些实情将成为德国情报系统重新建立的依据，但在这之前，高层们会偷取对方的底牌、互相告发、诽谤中伤、再毁尸灭迹，伴以丢车保帅。等到尘埃落定，胜利者才来招揽那些幸存下了的“车”。

    我该站在哪边我的上司施伦堡已经不与我联系，我没有更可信任的上级。

    “我碰巧不太擅长乱世求生，我只是个专家。”我一笔带过。少尉太年轻，以为国家机构间无不通力合作，“但愿再见面时，我还没被枭首示众。”

    空袭警报拉响时，我们已经在地下室抽烟。他会如何向盖伦报告呢加兰中校销毁了政情处的机要档案，只留下每份卷宗的提要，整个过程不过半小时。没有政情处的帮助，盖伦的军队情报系统在战后能走多远现在我可以睡个好觉，再向盟军自投罗网了。

    “你今年多大，刚过二十”他蓝色的眼睛干净，即使惊愕时也很温和。“等到战争结束，会有属于你的时代。现在不要急于跳进来，水很深。”

    以前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为我所做的事痛心疾首。我没有像那个人对我那样长篇赘述，吕贝克人是很聪明的，会明白其中的轻重。

    1948年6月3日6月5日

    上篇完

    、逃亡之路中

    原文

    我在1944年4月走进美第七军位于达慕斯塔特的战俘营。和盖伦的推测相同，美军旨在占领德国西南和巴伐利亚，凭借其发达工业和富庶城市与东方对垒，并没有北上柏林。

    战俘营是仓库改建的，大量的士兵在户外餐风露宿。军官先被带到登记处，一个美国少校逐个摘下三股金银络的肩章，犹太人称金子似的掂在手里。佩戴四股银络肩章的人把登记表垫在膝盖上自己填，然后被带进仓库。尉官就被当作士兵对待了。

    一个校官在交肩章时指了指上面的蛇杖徽标，用英语说道，“我是个医生doctor，我有博士doctor头衔。您能否为我安排单人间”

    “没门儿，你丫肯定是个蒙古大夫，不然还又找个大夫”登记官把他打发走了，其他德国校官哄笑成一团。

    我有一些掩护身份某不知名化工厂的工程师、洪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国防军总参上尉，三本护照上的名字无不数典忘祖。我还有若干套军装，但那天我穿了党卫队制服，肩章下压着绿色的兵种色，好像这样能让自投罗网更完满。

    “我是武装党卫军兼警察中校海因茨加兰，隶属帝国安全局国外政治情报处。”我这样概述表格上的内容。

    “又抓到一个盖世太保”美国船长向同僚大喊，我被不由分说地铐了起来。

    “我不是秘密警察。”

    “你刚才就说自己是警察”

    也许在美国，所有警察都是秘密警察。

    这里没有卫生设施，人员密集，疫病很快蔓延，加上粮食短缺和繁重的劳教，人口便“自然减少”了。作者使用了纳粹处理集中营的犹太苦役的词汇编者注

    大约过了一个月，将官被吉普车带走，人们以为余下的人将被饿死。“不，他们是在跟我们谈判了。”我对一些肯和我这个杂牌军说话的校官说。这些职业军人素行高傲，但我读大学时比之傲慢得多。

    美军想控制莱茵兰，却发现单凭自己无法实现。我多少有一点他们所希望的信息，但我的上司施伦堡是否已经到了英国，是否仍会庇护我现在摊出底牌，也许会被美军或自己人夺走还不是思考去向的时候。

    很快我就知道这个想法多么天真。那些被带走的军官是被起诉为战争犯，我这个“盖世太保”也忝列其中。

    我被带到达豪集中营。这里的审判由美军主持，党卫军警卫旗从军长迪特里希到刚成年的普通士兵，皆因名目不等的罪行被判处极刑。作为非参战人员，我因为煽动阿登反击战而荣获死罪。

    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并未成为阶下囚，这是我在两年后知道的。

    与此同时，盟国四方主持的纽伦堡审判宣布了21个帝国政要的战争和反人道罪。后续审判针对帝国机关的其他要员，以及罪行的直接执行者，亦由美军单独主持。在兰斯贝格的第二年，我被告知将作为污点证人出席外交部审判。

    我洗身刮面，戴着手铐坐上美式吉普。纽伦堡的道路如昨，这里举行过国社党的全国集会，颁布过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宣判过帝国的死刑。一百年后是何人站在这里而今日的囚徒将不会有墓碑。

    盟军法庭位于一座马蹄形的建筑里，审判所是其中一间普通大小的房子。我在走廊上回想着今天的被告，外交部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我只见过他那位留学于司康饼大学的儿子。他比我小几岁，自我介绍时会说“我的家族起自符滕堡宫相”。这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信息理查冯魏茨泽克实际就读于法国司汤达大学编者注。

    走廊的一角便是那间陈旧而布置整洁的法庭，新闻媒体的射灯刺目，法官席对面的被告台上站着一个清瘦的人，看上去快被病恙吞没了。

    这时我才知道，我要指证的是我的直属上司施伦堡。他没有留在英国，而是与在座其他人一样，被指控煽动战争和反人道等六项罪名。

    “我是海因茨加兰，向上帝发誓我将直陈事实。”我站在证人席上，余光与他交遇。

    瓦尔特施伦堡早年从事国内反谍工作，期间主导了剿灭英国谍报网的文洛事件。1941年后调任六处主持国外政治情报事务，次年开始谋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的办法。战争末期，他促请希姆莱与西方和谈，但并未成功。

    军事方面，六处与国防军东线外军处共同负责对苏的军事谍报活动。其特种兵部队s科是劫夺墨索里尼和扰乱美军阵营的实施者，但s科科长斯科尔兹内的罪名已被撤销。1944年后，施伦堡兼任军事谍报局局长，但勃兰登堡部队从未由他部署。

    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战争罪。

    “由于文洛事件，英国主和派的张伯伦内阁被丘吉尔为首的主战派斥为无能，其后更导致了主和派垮台。我想这大概就是被告人的煽动战争的罪行。”在盟军法庭上，我早已学会用冷笑话来回复那些不可沟通的问话。

    得到的反馈也令人啼笑皆非。法官要求我正面回答控方律师的提问被告是否促成过德国而非别国的战争。

    原来只有促成德国的战争行为才是战争罪。

    “在我的所见里，被告没有做过这类事。”我想起我们过往的争执。我和他的分歧就在是否采取激进的军事行动使德国强大，最终他单刀行走，又败阵归来。“事实上他做得比这更少，德国也从未派遣百万军队跨过北大西洋，登陆美利坚。”

    “请证人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您本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否由您的上司授准请回答是或不是。”

    蹩脚的律师总是用是与否来刁难，颇类于女人。

    “不是。我的罪行是贵院授准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这一刻也笑了起来，略带疲惫和无奈。

    审判只是形式。冗长的庭审和庭外监视占据了全部时间，他无法与任何人或政府做交易他站在被告席上，就宣告了失败。

    但他还不想旁观自己的命运，偶尔会用那双大眼睛看着我。

    我则要思考这一局棋的收官。

    我通过一位友人得知盖伦已经加入cia，代理其在德国的反谍事务。他旧日的上司古德里安也成为美军顾问。我的同事、施伦堡的得力属下斯科尔兹内在法国间谍的帮助下逃狱，其后前往西班牙，料想亦在cia的控制下。东线外军处和安全局六处是帝国末期仅存的情报机构，在战后的这条逃亡之路上，它们胜负已分。

    我在1946年被判处死刑，两年来并未执行。是谁将我置于死地，又让我在狱中全活，那个口齿笨拙的oss菜鸟办事员受谁指使

    一切迹象都指向同一个幕后主使。

    “请问证人，齐柏林飞艇计划具体有哪些行动”

    法庭审讯仍在继续，控方律师的问题从战争罪转到破坏和平罪，收获寥寥后又进展到反人道罪。他说飞艇计划是利用苏联战俘进行爆破、刺杀等破坏活动，是恐怖袭击。

    “据我所知，飞艇计划是在1942年末开始的，这年7月，我出任六处在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此后对总局的事务知之寥寥，关于飞艇计划也仅止于耳闻。”我给出这样的证词。

    “您耳闻到怎样的情况”他果然穷追下去。

    这项计划的负责人是埃里希亨格尔豪普特博士，六处东方科科长。计划的关键是为战俘假证件，而苏联的军政部署信息由外军处掌管，他向我打探过是否能得到外军处的协助。当时盖伦在支持一位俄国流亡将军建立军政府，这是被元首严令禁止的，而施伦堡带来了“希姆莱愿意给予协助”口讯。双方的合作水到渠成。

    我想，亨格尔豪普特只对美军透露了部分实情，否则盖伦就会被起诉，甚至被苏联引渡回国。作者并不知道，亨格尔豪普特已于1945年离世，其遗孀声称他拒绝与盖伦合作编者注

    “我听到一些消息源并不明了的传言，齐柏林飞艇计划是从集中营里寻找那些可以改造的斯拉夫人，让他们回到苏联，从事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动。”我也只讲部分的事实。

    “具体有哪些活动”控方律师绕过了集中营。只要他追问下去，就会得到集中营里的斯拉夫人全部是战俘，而战俘受东线外军处控制的事实。

    “我并不知道。每个部门都竭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向无关部门的人透露内幕。”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呢”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我在此讲述的仅仅是推论地下活动是根据行动人的特长来展开的。文化人去放映民主色彩的电影、撰写传单，工人在工会传播外国同行的薪酬待遇，司机利用工作之便运送联络人或资料”

    审讯已经偏离了要旨。当我开始谈及军人如何从事地下活动时，一位女翻译官离席向法官说了什么，问询便结束了。

    施伦堡被起诉的多数罪名并未成立，最后外交部审判宣判他六年徒刑，从45年算起，这样他还有三年便刑满。但在他被宣判的这一年，盖伦已经成为cia在美占区的代理，施伦堡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想起四年前。我与东线外军处的一些密谋分子有过来往，720事件爆发时他秘密审讯了我，错过了接掌东线外军处的机会。其后我们在阿登反击战上意见相左，他单独去了瑞典，我前往美军的战俘营。

    我们的光荣孤立让各自沦为囚徒。

    1948年6月11日6月14日

    中篇完

    、逃亡之路下

    原文

    审判后我回到兰斯贝格，等待一位不速之客。搞情报的往往以为自己能谶知未来，我用证词向盖伦发出信号，一周后，他旧日的副官找到了我。

    格哈德韦塞尔中校来自荷尔施泰因，面色严峻而手段灵活。他作为盖伦的副手和代表人前来探监，意图别无其他。

    “我记得外军处重建时，您提出的交叉分析法。”他具有情报分析家常见的清晰，和罕有的交谈能力，“它让这个一穷二白的部门在有限的信息里洞悉更多真相，就像一滴明矾滴进了浑浊的河水。后来我在工作中每每想起您。”

    只不过明矾的常态是固体结晶。

    1941年盖伦上任时，东线外军处是个混乱庸碌的冗余部门。他重建了搜集科一科，但多数情报仍然仰赖军谍局、安全局六处、空军部等机构的施舍。他又建立了分析科二科，运用交叉分析法，把芜杂而看似零碎的信息编织成网，便显示出其他情报部门都未察觉的真相。

    二科是外军处的核心，管理者是韦塞尔，交叉分析法则是我的手笔。那时东线战局开始露出败相，我想在军事谍报上做出挽救，谁知世事无可逆料。

    “贵处现在仍是分为一科和二科吗”我随口问及。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

    这番话让我想起在措森陆军部的一个下午，当时他问我对盖伦重组外军处的分组办法怎么看。我和韦塞尔像是读同一本逻辑学教材的同窗，尽管我出身海德堡的化学系，他毕业于陆军参谋学院。

    “我从没见过这样简洁的布置，情报搜集科和情报分析科”他和我一样擅长抽象思维，拙于四处打探消息。这种截然的工作划分很适合他，而他的本职又具有更核心的地位。

    “确实十分简洁，虽然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他那时如是说。

    他继而滔滔不绝地谈起东西两线，意图招兵买马。“西方是可以谈判的君子，套取西方的情报再多，也不过是在邻里吵架时占上风。东方则是必须抵抗到底的猛兽，东线情报涉及你死我活的争斗。”

    当时外军处的情报有一半来自我所供职的六处，但劝诱一个人走进激昂的历史，总是比劝诱他坐揽既得的实利更奏效。

    我受史诗的蛊惑有多深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三年后他为美国打工，我成为死囚，韦塞尔再次说起这句话，没有像从前那样口若悬河。

    他能说什么呢。盖伦何以取得美军信任，成为其在德国的耳目，他的斡旋与交易、手段和奇谋肯定是一段独出心裁的传奇，但缔造传奇的无非桌下交易。

    我们是发过誓的军人，今天我们对誓言缄默不语。

    “我只能选择合理性，不是吗。”我这样回答，“我一直在猜，我在狱中的两年里并未被绞死，或许是仰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