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想起横尸的拉比苍老浑浊的眼睛，枉死的儿童明澈失神的眼睛。同类的血腥味让人肠胃发紧。
如果我没有开枪。
我竭力恢复平静，但是在理清头绪之前，小黑屋的门打开了。连长走了过来，“我希望你明白团部这样做的道理，”我站起来立正，他随即话锋一转，“但是不要自责要坚信自己是出于信仰才这么做的”
“是责任，连长。”我想还有鲁莽，但它们都不涉及信仰。
“不管怎样，我现在命令你整理好着装，马上接受团部的嘉奖”
我完全被弄糊涂了。
整备衣冠后我来到团部。已经入夜了，迪特里希仍然一身戎装站在那里，皮带勒得很紧，像是刚刚出席过非正式但重要的场合。在警卫旗大家都爱戴地称他为老爹，但他的亲和力并未削弱他的威严。
“加兰少尉，”他连着军衔一起叫出来，“我想你已经清楚自己做了些什么了”
我擅自行动，在维也纳市区内开了枪，我的士兵由于这个命令而误杀一名儿童，这已经够军法处置了。而整件事更对德奥合并造成恶劣影响。我抬起头看着他，那双苍老但慈爱的眼睛里目光严厉，仿佛一位教子不成的老父亲。
“你想过这么做后果吗”
“没有。”我低声自责。当时情况紧急，但也许我是太鲁莽了。
“再出一次紧急情况，你是不是还要自作主张”
“我是军人。”
我沉默了片刻，再次看着他的眼睛。他的严厉当中饱含对我的过错痛心疾首，这让我敢于承认罪责。但这并不是他的要求。
“你总算明白了我希望这次教训能让你记紧了这句话。过来领勋章”
事情越发奇怪了。一枚崭新的突击奖章被摆在我面前，但我立了什么功，误打误撞，截获国际刑警的一堆旧文件这仍然功不抵罪。
沉默在僵持中延续，迪特里希叹了口气，疲惫在他五十开外的面容上显得岁月无情。“我为了你这件事被元首召见了，刚刚才从他那里回来。”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一叠纸，“中央决定这样对外宣传，不能更改你自己看看。”
那是第二天的维也纳日报的稿件副本。如果置诸报端，开枪流血事件会对德奥合并造成极大的舆论影响，但是发生在市区街头的枪战实在无法对媒体掩盖。我忐忑地拿起稿件，内容却让我惊愕
党卫军大破利奥波德城的犹太非法武装
昨日，党卫军某部某分队在利奥波德城逮捕一支犹太非法武装队，涉案人员除1人被当场击毙外，其余5人全部落网。事件中1名犹太儿童丧生，未造成更大伤亡。
一支6人组成的犹太非法武装潜藏在维也纳利奥波德城，准备发起对多瑙河北岸的袭击。犯案人在该区的犹太教堂藏匿枪支弹药，计划对多瑙城内的学校、银行等公共机构实施报复性袭击，以期破坏德奥合并，对拥护统一的维也纳市民造成严重伤害。
昨天下午5时，党卫军某分队果断采取行动。事件中非法武装分子对党卫军开枪射击，并射杀1名犹太儿童。党卫军予以坚决果敢的还击，当即击毙其头目，并抓获5名涉案犹太人。
行动中还缴获了非法武装分子窃取的维也纳刑警的一批机要文件。现在这批文件已妥善转交警方。警方表示，将加大力度巡查全市，增强合并期间的安保工作，确保帝国的安全。
这不是事实。老拉比是英国人射杀的，犹太儿童死于混战中，是我方的子弹使他致命。事件的挑起者是在野政客和国际间谍。至于武装报复行动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根本没有证据。
我脸色煞白地看着迪特里希。他还以更严厉的目光。“这是宣传部的口径”
我才知道他元首把他叫去是因为什么。这个事件引发了国社党高层的紧急会议，新闻报道体现了利害权衡下的“最小代价方案”犹太叛国暴徒与英勇的元首警卫队，德奥合并的时局下最符合当局形象的说辞。
“这件事涉及到整个国家，你只是一名军人。”迪特里希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军人在执行命令时如果心怀疑惑，就完不成任务。”他无奈地拍拍我的肩膀，在这个动作中我体察到他这位一战老兵、一个职业军人在政客面前的无能为力。
宣传部的说辞将作为事实记录在军部的档案里，而我将作为“勇敢阻击犹太非法武装的党卫军战士”接受嘉奖。我看着那枚躺在盒子里的勋章。该对充满狡辩的“事实”说什么我成了唯一在鲜花战争中被授予突击奖章的人。
“我可以不佩戴它吗”
没有人乐意接受捏造的事实。不过在收复东部边土指奥地利旧称ostark，德奥合并后它作为地名取代奥地利，现已禁用编者注的1938年，我并没有细想。“我的荣誉是忠诚”多少次我们笃定地信任着国家，这是否也是绥靖的一种
当时的主要报纸无一不按照宣传部的口径进行报道。人民观察家在德奥合并的光辉下人物系列九党卫军某排长遏止维也纳犹太反对活动；奥地利邮报维也纳枪击二死五伤，当局称系犹太叛国分子引发；黑色军团党卫军某部剿灭维也纳犹太叛国组织；冲锋队员忠诚的赞歌雅利安战士一枪击毙犹太卖国贼。
对这些报道，我不得不按照命令保持缄默。
为何要接受这个被强加的角色出于集体观念或是身不由己，无非是对同一个境况的两种解释。我拒绝过，人民观察家要做一个人物专访时，我被告知不能“透露不恰当的信息，以免对国家安全的形象造成损害”。因为涉世未深或愤世嫉俗，我拒绝了这家代表整个帝国的中央宣传刊物的采访。
但他们从党卫队的新闻联络处得到了标准答案“警卫旗某排长、优秀的雅利安军官意志坚定，政治过硬，对犹太敌人决不妥协，凭借训练有素的精湛枪法一枪击毙其头领，制止其妄图颠覆国家的行为，完全体现了在元首的号召下，日耳曼的优秀儿女对祖国的忠诚。”
那位记者连我的面都没见过，但是在他笔下，我的“优秀的雅利安战士勇斗犹太歹徒”的形象进一步确立了。后来这个形象为我在达豪审判中赢来一次死刑。
另一件事稍切主题。鲜花战争结束后三个月的一天，我被叫到希姆莱的办公室，事前已有耳闻那会是一次工作调动。党的高层惯爱在警卫旗抓出一些可以充门面的年轻人，摆在鞍前马后作为副官。我的几位战友都未能幸免。
会是哪位长官我在心里盘算着推脱的词眼，虽然既往经历告诉我这会是徒劳。
“您就是那位保护了东部边土的首府的英雄”希姆莱坐在一张古董桌后面，审核我的一头黄毛是否掺了杂色，眼睛够不够蓝，“您比我想象的更年轻。”
“”
人们不因为你的反对而给你起绰号，从矮子丕平到红胡子巴巴罗萨，那么多的查理有铁锤、有秃头、有恶棍。国王尚且难幸免，这个叫海因茨的小人物自难逃标签。来要人的长官是个奥地利人或是将要被调往奥地利很快我发现自己的思考方向完全错了。
“您是军校鉴定上说您”他从抽屉里找出一份档案，扶着眼镜念了起来，“性格严谨精确，拥有独到的逻辑分析能力唔，由于性格原因在集体生活中有时显得疏离，但是毋庸置疑他的集体荣誉感唔，该死的逻辑”
他自言自语起来，把我重新打量了一番，“我看挺合适的。”
“”
其一我不知道逻辑为何该死，其二我猜不出我和这个未谋面的长官哪里合适。
但是希姆莱笑得像一尊喜剧木偶，“您也许听说过，安全局在招一批文职官员，我了解您，您很有保安意识”
他那个瞟着一双大眼睛的副官咽了咽口水，强装严肃地低声说，“是安保意识，领袖先生。”这兔崽子是我的军校校友，在警卫旗一起当排长，修理过新兵，又一起挨过训。现在他站在希姆莱身后对我一顿坏笑。“海因茨保安”这个绰号很快会从他这里传遍利希特菲尔德了。
“总之，您在维也纳的刑警方面立过功，可以看出您很善于甄别潜在的敌人。我相信您一定会在柏林的警察岗位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希姆莱透露道，鲜花战争中我截获的那批国际刑警协会的机密文件，已经被帝国安全局证明具有重要价值。他沉浸在自己关怀后辈的幻想里，眼镜片反着光，遮盖了他期待我为此表示高兴的眼神。
那到底是个什么机构柏林保安大队专管抓小偷我很想问问他把我调离警卫旗的真正原因。那是元首的卫队，虽然它的平民色彩使它并不倚重学识，但一群年轻人在同样的激情下汇聚一堂，兄弟般的情谊足以让人付出青春。我多么不想离开它
“我还能上前线吗”我用最大的克制使自己不至显得在冒犯上级。
但是第二天我仍然只得摘下象征精锐部队的ssah肩章，去负责“帝国的安全”。你能违抗的东西最终绕个圈子，回来绊你一脚。你所遇到、撞破或绕开的那些障碍，最终描绘出国家的轮廓。
1946年9月1日
编者注
历史学家评价古人功过时，总以为古人也像他们这些后来人那样能够洞悉全局。这缺乏常识的想法何以到处发酵因为只要承认冢中人并非全知，对功过的评价就变得无比复杂，超出了书生们的才具。
何况社会是在恒河沙数的人类个体中运转的，正如北大西洋的飓风可能发端于南美洲一只蝴蝶的翅膀，该不该追究这只蝴蝶的责任呢。
作为一个战后大学扩招的潮流中在拥挤的宿舍和占不到位子的图书馆之间摆渡的“知识分子”，我的老师每每教导我，要和我的每个阿姨的儿子一起去向那些退伍军人、寡妇孤儿、破产工商业主传播正义。要捂上他们的耳朵，好让这些真正经历过战争和极权的人们听从我们这些当时还在学步的小家伙，还有我们来自西方净土的老师的宣讲
鲜花战争是一场假象。在这之前纳粹刺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对其他内阁成员发出恐吓，并对与奥地利结盟的意大利等国家实行收买政策，使其倒向德国。这些不可至于阳光下的阴谋才是奥地利失去领土独立的原因，国防军入驻的光辉事迹只是掩盖了这些真正原因，才呈现出奥地利自愿加入德国的假象。
这是课本的内容，不过我能够保证，刺杀和恐吓都真有其事。但事实的一部分是否能替代另一部分的事实
我更情愿去思考那个时代某些以德语为母语的人对外族的态度，以加兰先生的利奥波德城枪击案为例。“世界上任何种群的孩子都有明亮光洁的双眼，任何民族的家庭也都一般无二的温馨。”这句话出自一个隶属于种族主义的党卫队的人笔下，令人毛骨悚然。
是魔鬼，还是魔鬼的替身从纽伦堡的法学家到联邦德国的大学教授，人们在各自的领域思考大屠杀何以实现。有人诉诸体制，有人诉诸现代性，也有人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发掘欲加之罪，死者已经长眠二十年，定论却遥遥无期。
事情总是一些人在做，而另一些人默许。当加兰先生持枪在犹太教堂门前片刻停留时，他仍然尊重着他们的异教信仰，但下一刻这种潜意识里的尊重就被关于国家的宏大话语淹没，死亡也无法打破这样的冷漠。
后来的一次交谈中我问道，“如果当时被射杀的是德意志人”
“你见过车祸现场吗”他说，“那么你会明白，横死的陌生人也足以让你发自肺腑地难受。”
“但也许不会让你痛哭”
“你为民主德国死于饥荒的人哭过吗，他们可也是德国人。”
和一个比我年长一辈，又亲身陷入过世界的复杂性的人辩论是不明智的。但我还有另一个办法。我把一饼磁带放进录音机，一段小语种的新闻播报匀速播放出来。它的声调在句末总是滑行向上，句子很长而单词紧凑，每念一句都要深吸一口气。
“你觉得这是哪种语言”
“难道不是德国的某个方言”他皱起眉头仔细分辨着，“有一些单词是德语的，每句都有。”
“意第绪语。”我看着他惊愕的样子，击败父亲总是一件快乐的事，“你在利奥波德城听到的也是这种语言。你当时没留意”
他沉默了下来，把磁带又听了一遍，然后承认道，“它确实非常像德语，而不是像别的语言。”
“据说一般德国人只要连续听三个月，就能听懂意第绪语。这段时间还不够学会法语呢。”
他陷入更长的沉默当中，而我简直得意忘形。
我不知道他后来有否重新思考犹太人和德意志人的族源关系，不过所有主流的语言学家都倾力否认意第绪语和德语是近亲，反而将之与斯拉夫语联系在一起。不料，一位前党卫队成员撕破了这件皇帝的新衣。
、心理医生
原文
被宣判死刑后的某一天，两位黑头发的心理医生造访了我。他们自称是纽伦堡特遣的，这个来头让我受宠若惊。
“您看起来消瘦，您有哪里不舒服吗”他们之中较为温和的那个先开了口，用的是英语。
据闻纽伦堡的战犯享有与心理医生谈心的待遇，作为不得获取报刊杂志、不得与辩护律师充分沟通的补偿，以防止他们因为与世隔绝而丧失等待被处死的勇气。作为一个只能由美国单方面判刑的小人物，我的待遇是否越了级
但心理医生是一种古怪的生物，他们说人话，却从不听人说话。我确实掉了一点肉，但还不至于向他们哭诉什么。
“我的不适并没有超过兰斯贝格的平均值。”
“您或许会发现，必要的宣泄对健康更有利。”另一个方脑袋的家伙开了腔，令我惊讶，他说一口奥地利音的德语。
我诚恐于刚才的对话是否足以让他们确诊“叛逆人格”或“自我封闭”之类的病症。但为了阻止这一点而努力辩解，又会获得“受迫幻想”和“自我意识过盛”的殊荣。我只好请他们随意坐下。也许真正患有臆病的是这两个想象力超群的生物，出于人道考虑，我不能主动刺激他们。
“您在法庭上承认了罪名，但也许那不是您要说的全部。”方脑袋用尽量平和的语气说道，同情是使人打开话匣的手法之一，“您对利奥波德城一案的处分最为不平，我猜得不错”
激将是手法之二。
达豪审判赠我几项罪名，其中反人道罪得自1938年德奥合并时在维也纳猎杀犹太老幼。他们用当时的报纸作为杀人证据，报纸将英国间谍也笼统地报道为犹太人，达豪因而起诉我迫害犹太教会人员和民间组织。我的辩护律师仅仅给出“没有犯案动机”的无力辩驳。
我真的迫害犹太人了吗
“贵国的主要报纸无一不刊载此事，您还有什么辩解”
看来德国是个没有书报审查的自由国家。
然而海洋法系对证词的依赖超过了客观凭据，只是辩解同样无效，我还是被判了死刑。并非每个站在你对面的人都可以交谈，在冥顽的心灵面前，语言的障碍都退居其次。
我沉默的时间有点长，只好打破尴尬，“您猜得不错。您是来猜谜的”
换成他摆出一副抱臂的自闭作派了。
在那个讲美式英语的医生打圆场时，我发现这场景颇类于刑警办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犯案人总会被其中一个激怒，继而错误地向另一个人寻求庇护，结果透露了罪行的细节。可我对罪名“没有丝毫的追悔”，也许他们是来考察我的油盐不进是否来自纳粹精神
“坦言自己的身份是沟通的开端。”医生大都以法官自居，但情报人员尚未遗忘与人交往的基本礼仪，“我想您是德国人，尽管您努力把奥地利音说得更像美语，但是只从神态也能看出您的祖国。我来自法兰克福，名字您已经知道了。”
他的偏见带有德国式的固执。
而他开始变得更不乐意。
“您是来自德国的犹太人。”我补了一句。
“好吧，”他无疑受过尚算合格的高等教育，能模仿一点他以为然的上流礼仪，“我的确是犹太人，希望这不至使您蒙羞。”他深吸了一口气，“我的家族曾在奥地利生活，而我生于美利坚的纽约市。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我的同事，莱昂戈登逊。”
“看，必要的宣泄对您的健康是有利的。”
“我也是纽约人。我和您是同龄人。我们是来帮助您的，如果您想倾吐一些什么的话。我们是中立的。”戈登逊体谅地用了简短的词句。
有时候憨厚的态度比精巧的语言更利于沟通，在这位友善的山姆面前，我不禁为两个同样说德语的人的隔阂感到悲凉。不过，伪装的善意倒是不如直白的恶意更具表达力，我能轻易捕捉吉尔伯特的想法他是个有受迫幻想的犹太胜利者，想用纸上谈兵的心理学知识解释纳粹党人何以统治德国。但我难以猜出戈登逊的来意。
“我能否只与您交谈两位医生同时在场会令我紧张。”我对吉尔伯特说。
他想了想，然后摇摇头，“我们司职不同。”
“您是这位先生的翻译”我激将。
“我们都是心理医生。”
我陷入椅子的后部，决定沉默一阵子，直到他们妥协。
那天的谈话因为我“防御心理太强”而无法进行，他们了卫生院水准的体征测量之后就走了。在监狱里呆久了，即使是失去两位来历不明的对话者也会有些落寞，幸而我没有表现出来。
一个月后再次到访的只有吉尔伯特。
“作为纽伦堡审判的御用医师，您在这里是否屈才”和他谈话是不会和睦的，但针锋相对倒也能让话题进行下去。
“配给达豪的医生不够，我来这里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他生硬地说。
他的确是德国人，奥地利籍贯和犹太血统也帮不了他。
“不对，您来这里是受戈登逊所托。您本人只对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感兴趣。您更憎恨大人物，这不失为一种勇敢。”
他略带吃惊地看着我。
“情报侦讯手段是否比心理访谈技巧要高明”我看着这个比我大几岁的人。阅历和智力都将成为力量，书卷气则不能。他对纳粹的恨使他试图剖析纳粹要人的心理，但他本人的倾诉欲超过他的访谈对象。
我拿情报侦讯和心理访谈作比较时，他更不自在了。
这次我让他坐椅子，自己则坐在床上，“您或许不爱听，但戈登逊的职业素养比您高明，他更善于让受访者自己说话。不过塞翁失马，我更愿意与您交谈。我们聊点什么”
我们从利奥波德城枪击案谈起。我试图使他明白种族歧视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全部，失败了，他认为二战是德意志人民反犹太战争。试图使他明白宣传指导和新闻事实的矛盾关联取得片面成功。
“您在暗示，这些思想毒瘤并非德国特有”他警惕地说道，好像我冲犯了他的基本观点。
“我在明言，这些体制弊端无关于思想，世界各国都存在。”我对自己鲜于实践的说服术毫无把握，那是我旧日的上司和前辈、瓦尔特施伦堡的特长。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德意志人，您是怎样看待犹太人的”
我有一位在纳粹时代仍然坚守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自由派的父亲，我本人则在今天也宣称是一名纳粹，我才不是什么普通的德意志人。但吉尔伯特坚持把我当成德国人的代表。
他认为大屠杀来自种族仇恨，而仇恨在方方面面都迫害着犹太人。我问他，坚信这种恨意是否让他更坚强。他迟疑地承认了。
“难怪您坚信我也心怀仇恨。”我感到好笑。
“难道您不是”
愧不敢当。
“您对族人的恻隐是否超过了对其他人，尤其是对德意志人”
“在面见这么多的罪行之后，我在心情上很难接受作恶者的善心。”
“我能否记录您的原话”
他的脸色猝然起变，随即才发现眼前的囚徒无缘去出版些什么。
“您现在明白了，带着敌意的谈话无法正确地交换见解。”我欣赏着他在椅子上不自在地挪动的样子，“您从前遇到的政界要人大概不在乎这一点，他们乐于宣传，而您乐于冷眼旁观。您太习惯在这种彼此不沟通的情况下寻找异见和敌对的原因了。”
他沉默了片刻，笑着说情报侦讯真的比心理访谈要厉害。
使之厉害的是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履历长短，我这样说道。他用一副圆边眼镜强调自己犹太裔知识分子的身份，却匮乏于这个民族常见的狡黠，“怎么，您真的是一名情报人员”
令我意外的是他承认了。
难怪我拿侦讯术和心理访谈术作比较时他会不自在。
他大概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而加入这一行的。他来找我，不单是受那个更为学究气的戈登逊所托，还肩负美军派给他的任务。但是急于表达自我观点使他成为不了优秀的情报员，他的稚嫩也使他更像个出卖情报者。
“您的确更适合当一名左翼学者，用学识来资佐您先验的政治主张。而情报员是生存在没有立场的灰色地带的，唯此才能搜集更多的信息，这一点不巧是您的软肋。”
余下的时间里气氛变得低沉而萎靡，我们像东线战壕里煲烟的士兵一样颓然，零零碎碎地各诉衷肠。他自陈是在纽约出生，直到战争末期才跟随美军到了德国，除了语言之外，与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联系。我回报以简单的履历说明。
总算像是一场对等的交谈。
“我最初以为懂德语会让我比同僚们更能胜任情报搜集工作，但是经过这一年半的实际行动，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而且时时感到无法融入其中。”
感伤的知识分子是很难对付的。我告诉他情报工作和性格、价值观直接相关，它不关心工作者的灵魂，但是否接受这项工作却涉及灵魂深处。
“也许您是对的。我的确应该尽早回到美国，继续我本来的学术。我在这里每一天都在思念故乡。”他继续说道，完全沉入自己的世界，“挺奇怪的吧一个犹太人对新大陆有思乡之情。”
比向往塔木德上的抽象故乡要容易理解得多。
他随即涌起更多的情绪。
“我的良心不安。我在采访他们你们时，没有声明采访记录会成为研究资料。这是否也是一种不诚实。”
这是一种欺骗。
那些政界的公众人物必然不介意自己的言行被后人褒贬，但是在一对一的交谈时未申明来意，这仍然是欺骗。我看着他不发一言，直到他露出忏悔的神情。
“但您还是要写您的书。记住欺骗与品行无关，它只是懦夫的座右铭。”
这是今年8月间的事了。又过了一个月，吉尔伯特寄给我一封信。
加兰中校，
也许您已经通过别的途径知道，纽伦堡审判接近尾声，接下来我会回到美国，投入学术研究当中。
接受您的批评。我是在彼此并未沟通的情况下，以我个人的左翼立场去审视纳粹政要的。但如果仅从学术角度考察这个令几千万人卷入灾难的政体，未免有失责任。它不单涉及抽象概念的博弈，极权已经造成一代人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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