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作者艾奥莉拉
文案
“我们最好的时光被留在第三帝国。”
海因茨加兰，日记，1947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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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我们最好的时光被留在第三帝国。”
海因茨加兰，日记，1947年3月7日
书名狱中笔记
作者海因茨加兰
编者海因茨加兰jr
编者序
这是一个被列为战犯的纳粹军官在狱中的笔记，其中记载着他对于自己这一生，以及他所经历的帝国往事的省思。海因茨加兰，武装党卫队中校，1936年加入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h，1938年后调任帝国安全总局sd，负责军队的情报与保密工作。当他因为促成阿登反击战而使第三帝国得以残喘，于1946年夏季被判处死刑时，正值31岁的年华。在等待死亡的日子里，他用一本党卫队手册大小的笔记本陆续写下一些独白般的文字，用以记录他对这一生的回顾，以及在时过境迁后对当时人事的反思。
这是一本死者写给正在走向死亡的人的书，它不属于我们的世界，正如作者所属的时代也已被我们遗弃。他带着向死的心境写下这些文字，等待另一个世界的同伴向他伸出手来，和他一起走完这段被判罚为虚无的道路。
不过他并没有走上绞架，而是于1952年假释并加入了盖伦组织，以及后来的对外情报局bnd。这个前纳粹党员以联邦德国政府成员的身份继续工作，直到1956年冬季执行任务途中车祸丧生。这本笔记是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它记述着他的秘密生涯，以及比这更不为人知的个人思想，后来它躺在了我的掌心。九年过去了，世事变迁，秘密得以重见天日。
我踌躇于它该以怎样的方式面见世人。我们栖息于两种社会伦理，需要多么贴近他的灵魂，才能理解他所坚持的那些“信仰”呢。而这些迅笔写下而不加句点的话是作者想要对世人说的吗倘或作者果然如他本人所言，“从最初到现在我都是个纳粹分子”1，我们该怎样看待那些激昂文字之下的恶之花
然而倘或要原文中那些颠倒破碎，或囿于时代措辞的句子进行修订，未免有后一时代单方向僭越前一时代的嫌疑。因此即便那些曾被父亲在笔记中自嘲过的文笔粗陋，有时平白得近乎幼稚的句子也都未经删改。我以编者注的形式加入一些背景介绍，或必要的说明。或许这违背了父亲的至臻完美，但只要想想，这个沉默的人曾经在比他更为沉默的世界里，用他一生中再也未曾用过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内心，我就禁不住想要了解这个人在这个充满异己的世界上，是怎样执著地生存过。
愿死亡赐予他永恒的安宁。
海因茨加兰jr
1965年12月24日
注
见笔记1948年，菩提树一文。
、扉页
我们最好的时光被留在第三帝国。1
1946年3月7日
十年前的3月7日，德国破坏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派兵进入非军事区莱茵兰地区。
、路德维希港
我是在1945年4月成为战俘的。那时柏林守军正在筑起街垒，我的老部队警卫旗在奥地利的崇山之间死战，德国的每一个城市都燃着战火，而我放下武器，成为镣铐里的人。
在路德维希港我向美军亮明了身份。我的老上司施伦堡说过，我该到前线去当机枪手慷慨赴死，而不是在秘密阵线不为人知地生存。他是对的。后来在达豪时斯科尔兹尼总是笑我，做反情报的怎么把个人信息泄给敌人了。我无话可说。一个确凿存在的人，对于他真实的人生有什么值得否认的呢。
于是在经历过若干年灰色而隐秘的生活之后，我要死了。昨天我旁听了达豪对我的审判由于煽动突出部战役而触犯战争罪，绞刑。
其中原委并不重要，判决书就像处方单，我领了，继而在取药窗排队。这段时间里我回想一切，仍然没有悔改之意，只是很苟同于斯科尔兹尼“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论调。那个大个子因为把墨索里尼从大萨索山搬到了罗马而在轴心国扬名，被抓之后倒是低调得很，除了在牢房里向外抛媚眼造成记者互相踩踏以外，没有别的新闻。审判后他摇了摇我房门上的铁枝，“我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又何苦呢。”
我笑了笑。只要到f科办个假护照，我就可以用另一个身份重新生活，可是看着盟军的装甲车一寸寸碾过德国的土地，每一天我都变得更不想脱下那身原野灰的军装。大概这就是这样向盟军报出真名的原因。我记不清当时的情形，某种无法遏制的悲痛抓住了我。德国还没有战败，还有很多事要做。我当时在想什么，当我路过一片焦土的路德维希港，它让我领受到心室碎裂般的痛苦。
也许我就是疯了。
我来到路德维希港时是1944年的秋天，那时帝国已经开始征发十几岁的娃娃兵，东西两个战场全线吃紧。盟军封锁了德国的石油，补给只能靠国内和罗马尼亚的几家炼油厂，而它们正在遭受轰炸。反击战前，统帅部曾就德国是否有足够的燃料支持这场战役作过激烈辩论，最后安全局的国外政治情报处出面向瑞典请求石油进口，反对开战的人才噤声。作为该处人员，我负责在莱茵一带的石油工厂做针对盟军“石油战争”的反侦察。
那年冷得很早，拥有法本化工的一家大厂basf的路德维希港却纷繁异常，白色和黑色的雾从铮亮的大型管道喷出，直冲天际。basf在世纪初率先将合成氨投入工业生产，后来又开启精炼石油的时代。德意志的犁和剑形影不离，发明合成氨和芥子气的哈伯教授两次改变世界，都与法本密不可分。此刻雾气笼罩着路港西北的偏僻地带，太阳在低空中交错的合金管道上泛着光，它像一个钢铁怪兽那样发出沉钝的响声，琥珀色的汽油从蒸馏塔下流出，是让我们的虎式坦克得以前进的化石食粮。
整个秋天我都在察看它。盟军挡不住我们的机械化部队，就想抽空燃料补给，东部的货运铁路频遭轰炸，来自路港的供给反而因为靠近前线而较少影响。我检查各个监视点没有发现异常，但夜里仍然睡不着。地面的反侦察只能防止定点爆破，却对空中袭击无可奈何。五年以来，汉堡、科隆、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纽伦堡，我们最美丽的城市变为废墟。只是英美眼中的“蛾摩拉之城” 并没有俯首听命。在阿登反击战中十几岁的孩子都上了战场，他们唱着“守望莱茵”，很多人在第一天死去，来不及长大。
活人和死者就这样一起守卫德意志。今天的人们不理解什么是为生命而战，但是当幸存者越过死者的无名墓地，“亡命之徒”般冲向敌阵时，不曾向绝望低头。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负责保障武装党卫军的燃油供给。这些被盟军称为丧心病狂的部队，是插向西线的最后几柄尖刀。为了获取敌军的空袭计划，我经常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西线空军战俘营。当时全国燃煤告急，这些战俘却住着单独供暖的房间，只不过有时暖气会奔到50摄氏度。
疲惫在各处蔓延，最接近真相的情报部门首先怠惰下来。最后我抓了几个空军的情报官送到柏林的安全总局，他们总算开始加班审讯。但飞行员知道的只是最近的命令，能够讲出所属部队的地点的人寥寥无几，我周旋于空军战俘营和西线外军处之间，终于没有得到任何盟军将要轰炸路德维希港的征象，直到这一夜真正到来。
那是1944年的11月5日。那天的月亮有点缺，在秋日清爽的夜空里，照着碎棉絮一样的白云。莱茵河的这一段开始变宽，平整的土地上起伏着树木的黑影。几天来我都在外军处看档案，想知道盟军的轰炸计划怎样部署，针对西部的轰炸机从哪里起飞，最近的任务由是几个联队执行，其配备如何。这些原本是军事谍报局的职责，现在全都交给本来负责政治情报的安全局六处。我就是这样一个外行的管理者。
连续几个不眠之夜后我还是找不到答案，便又回到地面反侦察上来。轰炸是有针对性的，盟军如何确定选定的地点呢9月以来，我调到路德维希港，确认该区域内没有人能给空中发布航标，那以后轰炸的确减少了。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沿着莱茵河走，夜色把40军装隐蔽得很好，冰冷的河水让我想起很多事情。十几岁时，我就在这样的冬天里跳到他当中，好让参加青年团的火把集会后的心情冷却下来。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第二帝国战败的耻辱当中长大的，我们由此建立第三帝国。过去十二年，国家和我们之间好像真有一条血脉相连。那是青春的声音，一段激进岁月，当我在十二年后的冬季重新走在莱茵河岸边，看着德国最繁荣的工业区因为灯火管制而只露出零星烟火时，想到的就是这些该怎样把战争坚持下去，德国的国力已经接近衰竭，他不能两次遭受耻辱。
月亮明晃晃地露着大半张脸。云影里一丛黑点从天边移来，能够看出它们排着菱形或形的阵。猛然间高射炮的光束划破夜空，天上划过坠落的浓烟，但更多的飞行方队涌集过来。
我听见飞机马达声，肥胖的美式b24轰炸机夹着两肋的高爆弹，扑向近地。火团向天空卷去，路德维希港的方向升起浓烟，一连串的继发性爆炸响起。合成石油的高塔在浓烟中轰然倒下，金属化为废铁的声音霍然，随后是毁灭性的更大规模爆炸。在打着转儿轻快返航的美国飞机的尾烟里，我看见帝国倾颓的景象。
人们相信生命会在帝国的泥土下永生而死去，活着的人越过他们继续向前，但现在已经没有战争赖以为继的化学食粮了。第二天我回到空军战俘营，机械地对几个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发问。“您怎样瞄准目标这一带无数的城市在晚上漆黑一片，您如何在它们当中找到路德维希港”在被告知basf已经一片火海之后，美国人颇有同情心地说出答案这里是内卡河汇入莱茵河的地方，当时月光明亮，从飞机上能看懂河流的三岔口泛着清晰的银光。
它泛着清晰的银光。莱茵河最繁荣的地区本该灯火通明，现在河水在黑洞洞的一片当中指出死亡的坐标。我掏出久在腰间的sauer，手臂抬到平准于对方眉心的高度，在神色变化之前他已经应声倒地。
我杀过战俘，那个俄亥俄佬再也见不到故乡的玉米地，或许还有他的亲人。
一个月后阿登反击战打响，所依靠的燃油来自瑞典，但出于一些原因没有尽数供往部队。战后我在纽伦堡和老上司施伦堡交肩而过，他复杂的目光泄露了个中原委。最后我回到路德维希港，这里已经是前线，敌人越过西墙，和东线的苏军会合于雅尔塔的阴谋。
在1944年奇寒的圣诞周，作为先锋的警卫旗停在阿登山区的雪海，这些一度让蒙哥马利逃回巴黎的部队再没有向前一步。四年前我们一起去巴黎，那时都是跃跃欲试的年轻尉官，四年后他们深夜在河水里游过十二月的寒冷，擦亮刀尖奔赴殊死之战，他们本该和死者一同胜利，而废弃在深雪里的装甲残骸载着帝国的尊严，出师未捷。
其后我放下武器，走进美军的战俘营。他们怎样看待我这个背约者。最深的责罚也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不在瓦哈拉，是人间的末日审判法庭。
1946年7月1115日
、化学工程师
原文
路德维希港是德国西部的一座小镇，内卡河在这里流入莱茵。如果不是法本化工的一家大厂basf定址于此，它不会成为莱茵河的第二港口。三十年代的路德维希港有绵延不断的码头，冒着浓烟的货轮长啸着缓缓走在河道上。法本是德国最大的企业，basf的技术居于世界化工首位，在凡尔赛束缚下的三十年代，那里的工业奇迹再现了威廉时代的风景。
当时化学界的研究热点是自由基聚合高分子，海德堡有许多教授为basf做研究，自由基开启了老辈不曾设想的新化工时代，耐腐蚀易塑的新材料广泛应用于民用和军工生产。
作为化学系的学生，我也多次到那里见习。商业研发把知识变成直接的效用，我们在联合实验室里写下卤代烃高聚物的生产流程，窗外弯曲缠绕的合金管道在秋日反射出太阳的光芒，白色的烟雾蓬勃着向天空飞去，人造橡胶被生产出来，用于制造军用载重卡车的车轮。
如果循着这条道路往下走，我会在化学界的顶尖高校拿到博士学位，从事世界前沿的化工研发。德国稀缺能源和材料需要替代物，我求学时所有的骄傲都会在这个领域延续。
但就在我读大二那年，纳粹上台，凡尔赛条约废止，萨尔州回归，军队开过莱茵区，一切都焕生奇迹。两年后我终结学业，投身为警卫旗仪仗连的一名士兵，每天身穿军礼服在总理府前迈着正步，像一枚坚毅的锡兵。
如今想来，德国就在那时朝未知的方向脱缰而去，我的个人命运也在那时转向深渊，但当时我想的是什么。1933年我刚满十八岁，德国显现出复生的假象，我投出的第一张选票上写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
人生是不容假设的，当时我所选择必有原因。但现在我坐在死牢里，设想能迈过设身处地的青涩，以今日的洞察力再做一次选择。让时光溯流十年，我重新站在大学毕业的十字路口上。
“你不该退学。”我年少时的伙伴说，在海德堡金色的落日下我们有过一次争吵，伤筋动骨直至分道扬镳。我是以优秀学生的身份毕业，我的导师曾设想日后由我来接任他的教职，但如果，我没有“退学”
1945年夏，柏林施潘道区的一栋小楼里锁着一位化学工程师。脱去实验服后他仍然注意衣服褶皱的整齐，眼镜上粗浅的度数是常年读取数据所致，他一言不发，仔细修剪的指甲因为缺乏营养而扁平。
这位法本化工的高级工程师被剥夺了职衔，软禁在此等待审查。前来探访他的挚友也已年过三十，略旧的西装上戴着讲究的手帕，一派巴黎青年才俊的风仪。他从法国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乡，故人昨是今非。
“从你的自陈来看，情势不容乐观。”我的朋友比大学时更能克制情绪，只有前倾的上身透露出他的关注。在这个故事里，我没有在本科毕业后参军，而是读完博士，以我的进度应该是在1939年。当时很多一流的工程师因为血统或政见而离开德国，我在法本研发高分子新材料，因为前述原因而平步青云。次年，法兰西战役打响，能源紧缺使合成燃料成为科研的重点，老一辈很难改变研究领域，开发新热点就落在我这一辈人的肩上。战争时期，德军几乎所有的润滑油和炸药都来自法本，如果不是合成燃料的成功投产，二战在1944年就结束了。
“法本和帝国化工协会都被认为是纳粹化的组织，它们直接支持了德国的侵略，身为其中一员你难辞其咎。”我的朋友把自白书在手里收拢，陷入椅子的后部。我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而失去工作，又因为曾是法本能源部的高级工程师而身负战争罪责，“但也有另一条路，美国希望引渡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那里你将获得自由、从事科研的机会以及相应待遇。”
“我拒绝。”我看着他，我说这句话的眼神一定是太硬了，乃至他笑了起来，“这真像你的做法，但我是在猜到你会这样说的前提下，决定来见你的我在当时就应该劝动你出国。”
当时是1934年，纳粹上台后开始清算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魏玛分子，即使在舆论宽松的海德堡也有一些教授被迫离职，因为发现阴极射线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勒纳德教授操纵了这里，把校园舆论导向种族主义，很多城市爆发焚烧非日耳曼书籍的运动，在学校，犹太学生遭受排挤乃至殴打。“这个国家已经疯了，”那时他念大二，大学生活刚刚走上正轨，“来论证一下，于公于私我们都不该留在这里。”
那时开始，德国走向极权的深渊，军国路线和克虏伯的军工业，妖魔化的犹太形象，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执掌德国金融界的事实，沉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的狂热分子，大量涌入的东欧群氓，孤悬国外的东普鲁士，纳粹以疯狂的方式让几个势力咬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三帝国，先天的罪恶变成累累罪行。
我们都是一流大学的佼佼者，理当在学术上有所追求。但那时学者离散四方或臣服于政党，战争造成的紧迫局面也必然限制科研的方向，学术根底因之溃烂。“我们留在这里，就是背叛良知、理想，和真正的祖国。”我的朋友敲着桌子大声说道。
“但是，我们应该去哪，”我看向他焦灼的眼睛，“总得选择一个国籍，你在法国或英国也能找到卓越的人文学者，但是最顶尖的化学系、半数以上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德国，我正在接受的是世界一流的化学教育。”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不像真实经历里那样争执得面红耳赤。后来我的朋友凭借斯特拉斯堡的交换机会踏上德法交界的土地，由此前往巴黎，而我留在德国，按部就班成为博士，然后进入法本的科研所。每个科研所都有纳粹分子，但德国毕竟收复了莱茵河西岸和萨尔，进入但泽，将东普鲁士的飞地连成一片。
我该去哪里，几年后轰炸不停的黑夜里，这个问题又摆在我面前。我生在德意志，无论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还是第三帝国，乃至更早的德意志邦联，西边的国家都觊觎这片土地的衰亡。我研发的是合成燃料，当盟军的高爆弹把威斯特法伦或萨克森连片的城市化为灰烬，怎能不希望德国的飞机能有足够的燃油起飞。
于是到了战争末期，故事回到路德维希港。这里是供给燃油的重镇，法本的一家大厂日夜吞云吐雾，合成汽油是钢铁机械的化学食粮。作为工程师而不是帝国的反谍人员，我在这里逡巡。两年以来，路德维希港遭受的空袭不下六百次，工厂使用集中营的关押者作为劳工，当泛着火光的蒸馏塔倾倒时，工厂里血肉横飞。我该选择哪一方，在前线过早死去的日耳曼少年，还是集中营的囚徒前者也是无罪的，而设计更高效的人造汽油生产流程是我的职守。
于是，那位化学工程师因为支持战争，现在被软禁在这栋小楼里。无论我选择哪条路，结果都无不同。我的朋友前往法国的不久后德军也开到那里，他的学业同样无法维继，直到战争结束，他以抵抗者的身份重归大学。
我们该去哪呢，五年以来，最好的年华消耗在战火里。
于是那位化学家扬起脸“我遗漏了一段德军所有的甲醇和润滑油、大部分炸药和合成燃油都来自法本，在纳粹上台前，它就为希特勒了十分之一的竞选经费。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但看在德意志支离破碎的土地的份上，时间先后并不影响我的选择。”我对他说了最后的话，我的挚友的身影变得模糊，我所设想的对话方开始缄默。
故事讲完了。在真实的世界里，我在1936年取得本科文凭，放弃深造而成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的一员。操纵海德堡的那位勒纳德教授引荐了我，他是希特勒的物理学顾问。那时，我对扩军的真实目的或旧普鲁士贵族的虚荣一无所知，自认能以优秀学生毕业，就能成为优秀的军人。
我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度过一段充实的大学时光，海德堡的开明氛围允许我崇慕各种主义，我选择了唯一的意志。当我离开实验室，把结项报告交到导师手里时，他惋惜的话语没有说完，我的挚友摆出一副要对我大动手术的外科医师的架势。人生有多种可能，现在三十岁的我身披死囚的红马甲，在战犯监狱里想象另一番故事，仍然殊途同归。
“我是在猜到你会这样说的前提下，决定来见你的。”故事里我的挚友如是说，故事以外，他成为党卫队的御用学者，但德国没有别的历史学，某天我惊悉他的犹太血统，而他在布痕瓦尔德死里求生。
现在我想知道，如果他仍然能够坐在我面前，会摆出怎样的道理，来训斥我这个囚牢中人。
1946年7月2325日
编者注
加兰先生早年学习化学，其后在军队或情报机构工作。三十岁后他第一次用文字写下内心所想，比较于他的知识背景，这篇文章显现出罕见的流畅。或许这故事已在他脑际盘亘多时，只当契机到来落笔成篇。
“如果按照优秀学生的人生套路，在学术领域走到尽头。”他以全知视角回顾人生，重新选择，但是1945年坐在施潘道小屋里的化学家仍然逃不脱被审讯的命运。直到篇末，作者仍在设想那位故友会拿出怎样的理由，说服他本该走上另一条无罪的道路，但人生和历史一样不容假设。
值得补充的是，战后盟军起初想把法本化工彻底解散，不久后美苏对峙却让德国成为双方的砝码。五十年代，法本化工在拆分成几个子厂之后重新融合，战争中被炸毁的厂房掩盖了其下珍贵的机器，德国化工迅速崛起。在真实的世界里，那位虚构的化学工程师不久后就会回归本职，在战后重建中度过余生吧。
、鲜花战争
编者注
本篇和紧随其后的帝国安全是1938年3月德奥合并时作者的经历。当时加兰先生是警卫旗侦察部队的排长，他参加了这场不懂一刀一枪的“战争”的全过程。在他笔下，德奥合并在军队进驻中顺利完成，人们走上街头，欢迎这些讲着同一种语言的外国军人。
质疑者声称这是纳粹的谰言，鲜花战争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很奇怪，这些人却无偿相信着美利坚东部十三州西进运动的合理性，罔顾西部一度是印第安语和西班牙语的世界。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真正的思考者来洞悉这段历史，从而发现德意志兰的真正边界。但是对于这篇文章，仍要指出作者是和一切身在历史当中的人一样，并未写下全部的事实。
片面的真相都不足以成为后人的导引，但人们已经一再触犯这种无心的错误，远至对日耳曼尼亚志的理解，近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盛极一时的君王们所造的历史。鲜花战争是真正的民心所向，还是彻底的政治宣传这些两极分化的问题并无助于确立公正的立场，无非能揭发双方各自规避的真相。
那么以下是一位跟随军队进入奥地利的纳粹党人所见的事实。跟随美军到来的人看到了另一些事实，但然而成王和败寇，不过是两位最引人注目的说唱家。奥地利人拥有另外的事实。为了不使编者高于作者，我将在帝国安全它与本篇在时间和逻辑上都衔系紧密的末尾对这些林林总总的事实进行综述。愿人们在获得尽量多的真相之前，不要自行陷入“我还能相信谁”一类的虚无论中。
原文
1938年3月10日深夜，一声紧急集合号响彻利希特菲尔德军营。我从床上爬起来，扯出早已放在枕边的背包，汇入冲往阅兵广场的大军。这是我进入警卫旗后的第一次大型军事行动，也是德军自挺进莱茵、萨尔回归之后，第一次在境外活动。不过那里很快也是帝国的领土了。德国与奥地利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并肩前进，战后分隔两方，现在德国要用军事占领的方式，与奥地利合并。
我把瓦尔特38式手枪在腰间别好，站在排前清点人数。二十出头的列兵身型挺拔，飘着冰沫的夜里，原野灰制服的银帽徽闪闪发光。担任仪仗和警备工作的旗队如今身负国家扩张之责，成为帝国的尖兵。
“我们将告别施普雷河，在一天内穿过萨克森的密林，越过巴伐利亚的群山，在马达声中飞速前进，在第二天清晨就来到奥地利我们自己的领土上。”迪特里希进行了简短的训话，旋即宣誓声响起，“我的荣誉是忠诚”。没有哪种语言比德语更适合发布军令，更适合军人的誓言。
这次的主力是国防军第二装甲师，从维尔茨堡出发。警卫旗以摩托化步兵团的配置紧随其后，从柏林长驱420英里，与之会师于德奥边境的帕绍。轻型卡车从利希特菲尔德开出，车的两面装饰着旗帜，铮亮的武器在士兵们手中握紧，让这场出征更像是凯旋。残冬的雪水把军用卡车的篷布濡湿，车声震撼了勃兰登堡的荒地，两旁是不见五指的漆黑。车灯犹如火炬般照亮前路，人们的眼睛也被车灯照亮，个个睁得铜铃般大。
我领着侦察排开动了摩托车，施令时声音有点抖，嵌着三颗星钮的领章勒着脖子，仿佛在发烫。
由于统帅部确定这次军事行动不会开枪，因此侦察连只需要夹在队伍当中前进。我坐在三轮摩托的斗车里，不时摸摸手里的望远镜、新发的地图、仅仅在射击场上用过的枪，激动的心情和其他的新兵蛋无异。
从柏林到帕绍一直是急行军，二十多小时不间歇地行进，在第一个晨曦初露进入莱比锡，第一个落日越过雷根斯堡。3月12日凌晨，我们来到边境。步兵团的很多人由于兴奋而整整一天没合眼，而全部配备摩托车的侦察连，根本没有合眼的机会。到帕绍时，整个排的人艰难地翻下车，恨不得给自己的关节上机油。
帕绍是一座安宁的小城，多瑙河在这里最后一次眷顾德意志兰，奔向奥地利。天色很黑，景色无缘得见。睡意潦草地安抚了我们，风尘仆仆的军容和疲惫的黑眼圈未及休整，我们在清晨又跨上摩托车，冒着飞雪和横风继续向前。
一进入奥地利，市民马上包围了我们。参加过一战的男人向我们敬礼，女人则拿出食物，我的斗车立刻装满了各种面包。本来是不允许收受市民的东西的，但是拒绝这样热忱的馈赠就太矫情了，我们只好拖着面包向前开去。
在维也纳，照样受到了盛大的礼遇。人们在欢庆中涌向军队，撕扯他们的扣子。我不得不让士兵们把子弹卸下来以防走火或丢失。两挺冲锋枪的保险栓不太严实，干脆就把枪托拆了。余下的几天里，高级军官与奥地利上层互相访问，普通士兵徜徉于维也纳的名胜。3月15日，警卫旗作为帝国最优秀的仪仗部队参加了大阅兵，希特勒在阅兵台上演讲，“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帝国”。这的确是一句政治口号，但谁能造出另一句口号，来驱散这油然而生的心愿
几天欢庆下来，我几乎忘记了这本该是一次军事行动。合并过程十分顺利，警卫旗抵达维也纳后一直待命，除了阅兵就没有什么任务了。那天我们列队走过多瑙城的笔直道路，欢呼声缭绕耳边。我在柏林的外交场合或纽伦堡的党代会上已参加过几次阅兵，仪仗靴又紧又硬，但只要拔高腰杆就能让动作流畅，这个诀窍是仪仗连教给我的。
不过由于奥地利警署正在交接，侦察连收到了旨在防止潜在的破坏活动的巡察令。我所在的排被分配到利奥波德城。
这是犹太区，在多瑙河的另一面。大量的流动人口和非德意志裔使之历来是犯罪多发地，为跨国的间谍活动了掩体。在德奥合并的时局下，肯定有大量的反对派和境外势力蠢蠢欲动。但这时奥地利已经是德国的一部分，国内安保工作本不该由军方出面，连长再三交代不要贸然行动，开枪更是严令禁止的。
利奥波德城拥挤的街道两边黑压压地林立着各色商铺。东欧式的混乱当中，连空气都弥漫着犹太小食店特有的味道，清戒派犹太男信徒穿着黑色长袍穿街过巷，蔚为奇观。我们分成三队逡巡在杂乱狭窄的街道上。人们对一支德国军队的到来感到好奇，满面髭须的东欧人干脆停在路上，用油腻的眼睛打量我们。
“避开他们的目光，这样他们也不会老是盯着你看。”我示意部下只去注意街头巷尾可能存在的可疑人物。
过了一会儿，“排长他们还在看。”
“别管他们，我们的主要是来排查潜在的敌对活动的。”
士兵们没有多说，低着头走过一道道街巷。
这简直像中世纪的罪犯游街。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犹太人看在眼里，他们在我们身后交头接耳，快步跑开或奇怪地停下。我的故乡法兰克福也有犹太人，多半从事金融或教育行业，从口音和举止很难将之与德意志人区分开。但是利奥波德城的这些人顶着黑黢黢的毡帽，留着络腮胡子，油污满脸，讲一种听不懂的语言。
我们行经城区中心的一座犹太教堂。明显的土耳其风格将它与其他房屋区分开该教堂实为摩尔复兴式建筑，是维也纳最大的犹太教堂编者注，时值下午，深色皮肤的小学生结束一天的学习，和他们前来祷告的亲人一起走出来。落日仿佛能把这气氛放大，我发现世界上任何种群的孩子都有明亮光洁的双眼，任何民族的家庭也都一般无二的温馨。
老迈的拉比也蹒跚而出，为之送行。他看见我们，目光立刻变得警觉。短暂的犹疑后他转身走回教堂，脚步刻意放慢以显得若无其事。
教堂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我们迅速交换眼神，决定在这周围埋伏下来。
其后的事件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
跟随我的有一个班，我让两个人分别向其他分队和连部通报，其他两两散开，排查教堂的出口。这不是个好计策，即使便衣警察也和这一区的犹太人相貌相迥而无法隐藏其中，何况我们身穿德军制服。
教堂占地足有几百平方米，可以从外观发现的出口有三个，其他就无从得知了。我让大家尽量远地埋伏下来，但是教堂位于道路最宽阔的地方，周围是一个小型广场，实在不适合隐蔽。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每一分钟我都在希望当地警察赶到，或是连部发出指令。这是紧邻市中心的平民区，军队的过激行为会带来严重后果。
教堂里正在发生什么事
不应该是走私或非法越境一类的，因为他们害怕的是军队。
那么是阴谋行刺炸弹袭击武装抵抗
连部对这种尚未发端的潜在威胁是何态度
如果这时教堂有异动，我是否应该独立行动
这些问题在脑中盘亘，而时间一分分过去，从教堂里走出来的人越来越少。也许嫌疑人早已混在当中逃掉了，或是在教堂内找到妥善的隐蔽点。我又派一个人直接向最近的警署报案，留在现场的总共八个人。
这时，几个头戴毡帽、身穿脏兮兮的翻毛领大衣的人走了出来。他们的打扮和利奥波德城随处可见的犹太人没有两样，但是肤色太白了，而且虽然穿着破旧的皮鞋，步态却是典型的上流式的轻巧。
他们不是这一区的犹太贫民，而是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
为何能进出犹太教堂
他们是敌特
这些想法并非井然有序地出现在脑海，我先一步下达命令。军人们端着75口径的步枪1围了过去，假犹太人立刻试图混入人群，但已经被包围。他们就往教堂里跑，混乱中和几个拉比撞在一起，几个木匣子掉落在中间，里头的纸张散落一地。
“举起手来”“立刻投降”“缴枪不杀”
各种口令从我们嘴里冒出来，宣泄着我们的生涩和慌张，而最年迈的拉比大声喊，“抓住他们，我不是他们这一伙的”
情势不由人细想，我们跨进大门，这时才看见地上的文件有着“国际刑警协会”的抬头。假犹太人拔出枪向我们射击，他们的身份彻底暴露了。有一个人架上了老拉比，威胁我们退出去，但我们来不及停下，那个人就骂了句“该死的犹太猪”，把他崩了脑袋，事态严重了。
这些人八成是西方间谍，但是蹩脚而缺乏胆略。我们呢，初次真刀真枪地与敌人对抗，对方还不是正规军。拉比们钻在桌子底下，一边祷告一边哀声说一切与他们无关。假犹太人调转枪口朝我们射击，子弹擦着肩膀飞过。
我条件反射地开了枪，同时命令还击。
枪声在教堂内交织，子弹穿过木质桌椅把石柱打出弹坑，有人应声而倒，其他人很快束手就擒。一共五个嫌疑人，并不流畅的德语，没有明显的东欧口音。真难相信英国人也这样莽撞又残忍，我原以为他们会是契卡。
缴获了木匣子和其中的文件。那是国际刑警协会的机密，我猜测在德奥合并前有过更严重的反动活动，只是大都被剿灭。这就解释了为何合并当天希姆莱就撤换了协会主席，改由奥地利国社党人出任。
反对者已经彻底失败，只能运走这些机密以图流亡。他们在多瑙城无处落脚，就来到犹太区，利诱这座教堂的拉比把它作为中转站。拉比可能答应过他们，但这时我们巡逻到这里，拉比又害怕了。他把他们赶出去。这些穷寇便引发了刚才的混战。
侦察排的其他分队在听到枪声后赶到，只赶上清理现场。之前的混战中几个躲在桌子下的拉比试图逃出去，子弹误伤了他们。我们不知道桌下还有小学生，很奇怪他们没有叫喊，后来才发现有的已经惊吓得晕厥了。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则更不幸，已经死亡，使之致命的是75口径的步枪。
1946年9月1日
步兵团的标配是90口径，98k步枪，但是并未全部到位，我所在的侦察排仍然使用75口径的步枪。
、帝国安全
正文
那天的行动截获了国际刑警协会的一批行将运往英国的机密文件，也让我关了禁闭。在德奥合并的和平背景下，维也纳市区竟然发生了枪战，迪特里希的第一反应是对警卫旗进行约束，这是军队长官理应有的做法。
但是第一次遭受责罚的滋味仍然不太好受。如果我少年时做过一些出格的事，是否就不会为这种例行的惩戒抬不起头黑洞洞的狭小空间强调着罪责，而血脉贲张的战斗和触目惊心的流血却让我极度亢奋，无法思考。
对于尚未确认的破坏活动，是否采取防范性干预
当箭在弦上，军人应该遵循服从的天职，还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后果由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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